书城成功励志做人要懂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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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人要识时务,“喜新厌旧”不为过(1)

人们往往把喜新厌旧当作贬义词来看待,其实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喜新厌旧消极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诚然,爱情中的喜新厌旧是不道德的,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但当关乎到一个人的前途和事业时喜新厌旧就应该另当别论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那种宁愿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挪窝的人其实是愚昧迂腐的,择主要依时而变,对于自己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坏处。

1.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如果你手上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一定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别让你的理想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埋没了。有“心机”的人知道不能把一身才华白白浪费在注定无所作为的主子身上,他们会选择另攀高枝,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让自己的理想再度萌发。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只有选择对了,优秀人物的才华和抱负才能实现,如果你一时不慎看走眼,没关系,另攀高枝是你惟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愚忠之臣,他们死守做臣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昏庸无比的皇帝,也死心踏地的跟着,到头来一腔热血最终洒在了崩溃王朝的废墟中,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有待商榷。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也应该不断跟着前进,姜子牙助文王灭纣便成为了永垂千古的美谈,而那个可怜的比干臣相的下场便是愚忠之臣的镜鉴,识时务者为俊杰,择主依时而变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做人准则,穿透千年历史风云,有“心机”的人能够悟透这一秘密玄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谋臣之一的刘基(字伯温),便是这样一位“喜新厌旧”之人,他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最终为大明王朝的开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基少有大志,十四岁的时候便才华横溢了。

少年得志的刘基,颇想为元朝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整个社会统治已是大厦将倾。但刘基并没有感到独木难支。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做斗争。可是不久之后,刘基的行为便让他碰了个灰头土脸的,不久又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得罪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的第一次失意并没有使年轻的刘基灰心丧气。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刻苦钻研易经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刘基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与诸葛亮相比,很多人于是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他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适值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杀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寇数千骚扰江浙,朝廷几次派兵都没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儿都被其活捉,于是朝廷决定许以高官厚禄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深居简出十几年的刘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现了光明。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刘基做梦也没想到,正布置出兵呢,朝廷令下,说他擅作威福,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管在绍兴。刘基一气之下,头发都白了一半,弃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隐居。

这次官场失意对刘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此时的刘基已年近五十,他以为此生将不再有什么机会了,一身的才华抱负也就要付之东流。谁知道此时农民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再度请刘基出山,刘基对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愿意出山,经过朋友再三劝告,刘基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到了朱元璋驻扎的应天。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心情仍然很抑郁。朱元璋召见他那天,他懒懒散散地来到朱元璋的帅府,见朱元璋时只略略一拜。当朱元璋问到关于如何建立功业时,刘基随机想出了治国十八策,说得朱元璋点头称是,亲自为刘基斟茶,继续向他征求有关军事作战等各方面的意见。

朱元璋为了笼络像刘基这样的文人,专门修了一所礼贤馆,对文人们给予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听到他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立刻予以采纳。刘基感到终于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朱元璋,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从此,朱元璋把刘基当成心腹谋士,事无大小,都要同刘基商量。朱元璋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别人谈起也常把刘基比做汉初的张良。这就更加增强了刘基报答知遇之恩的愿望。

最后在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众多武将文臣的辅佐之下,朱元璋终于一统江山,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几百年基业。

刘基审时度势,不盲目愚忠于元朝,最后得以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这与他的“良禽择木而栖”的择主思想是有相当大关系的,刘基也终于在元末乱世中一展身手,使自己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理想之花也在适合的气候与土壤中萌发了。

2.遇见“明主”就要忠心不二

择主虽然讲究依时而变,但“跳槽”过频却并不可取,天下之大卧虎藏龙无数,遇到合适的“领导”时便要死心踏地跟着,不可一山还望一山高,如熊瞎子掰玉米似的,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捞到,这是做人的大忌,也是有“心机”的人必须明白的道理。

我们常说的择主要喜新厌旧,但这个喜新厌旧的前提是我们的上司领导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跟着他注定一辈子将无所作为,这样才能成为我们选择“跳槽”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明主,是不可多得的雄才大略之人,这时如果还“一心二用”,到头来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便可能是你自己。

做人要有“心机”,这个“心机”并不是要我们不劳而获去占别人的便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后最好死心踏地跟着,“贞观之治”年间的著名宰相房玄龄,便是这样一位悟透这一“心机”的人物。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与杜如晦被人合称为“房谋杜断”,一时被传为佳话,他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善始善终,这在斗争激烈的封建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当官。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多起义军中,惟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龄的这一“弃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实在是中国古代大臣里善始善终的典范,他能做到如此,概莫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是弃暗投明,抛弃腐朽的隋朝投奔了开明的唐太宗,这一选择为他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其二是他能够勤勤垦垦地跟随太宗皇帝,这是他得以荣宠一生的根本原因。

为官之道,择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事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悟透这一“心机”的人将注定有所作为。

3.冯道学做“墙头草”成就“不倒翁”

墙头草的特点是风吹两边倒,哪边势力强便倒向哪边,也许有人会说它意志不坚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其实不然,这里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处世哲学,试想如果墙头草“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恐怕过不了几天便会被大风拦腰折断。做人应该学学“墙头草”的精神,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更是要把握好风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时代与时代不一样,为官之道也是有所区别的,房玄龄能做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一生极尽荣宠,关键还在于那是个和平年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他施展自己的抱负给予了充分的机会。但倘若一个人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那么忠侍一主则极有可能被时代所无情的吞噬掉,俗话说“乱世宜用重典”,有“心机”的人应该知道乱世要学做“墙头草”的道理,五代时候的官场“不倒翁”冯道,便是这样一位深谙择主而事的“教父”级人物。

冯道历经五朝宰相,一直至病死家中,造就了中国古代官场的一段神话,恐怕他的纪录在中国古代官场是独一无二的了。他为人极富“心机”,在五代那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周旋于各国君之间,以极高明的手段,随事各代,从而创造了历事五朝不倒翁的官场记录。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出身在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极重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下,想跻身官场是很难的。但冯道并不甘心,他也并不盲目投奔,而是仔细观察,选择一位明君,冯道还真找到了一位明主,他经人介绍投到了李存勖的门下,成了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他传奇般的仕途。

五代时期是个战乱纷繁的时期,握有兵权,略有些头脑的将帅便可称王称帝,但他们能领兵打仗是内行,治理国家却是个外行,对读书人又不重视,在他们眼里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富有“心机”的冯道极力讨好逢迎李存勖,同时,他口齿伶俐,颇善言辞,还能引经据典,劝说君臣之间的纠纷。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后,只重视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但冯道却并不着急,而且仍就像原来那样谦恭、谨慎,至于他心里的打算,谁也不知道。后来明宗即位,他吸取前朝教训,决定以文治国,他想到冯道平时“表现不错”便用其为宰相,这时冯道才真正开始发迹。

冯道凭“谦虚谨慎”的形象爬上相位,但他并没有居相位而安心行其职,他还是密切的注意着时局的发展,当叛将李从珂兵变攻打京城,狡猾的冯道一想,李从珂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拥有大军,而刚继位的李从厚不过是个孩子而已,肯定不是李从珂的对手,于是打定了投降的主意,但一个人投降,落个骂名不说,也不会得到重用,不如劝说文武百官和自己一起投降,这样肯定能为自己捞个好差事,冯道使尽手段,苦口婆心,总算劝动了百官,一起到洛阳郊外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元老重臣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冯道对官场的敏感预见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有好多人办不成的事,他都能办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乱哄哄的时代,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这个时期便出了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为了能夺取皇帝的位置,答应了契丹出兵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最难的是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儿子。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件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狡诈老练。但石敬瑭也很为难,害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其实,城府极深的冯道另有打算,他想要得宠于“儿皇帝”,就必须笼络好“爸爸皇帝”,从他的这一做法看,冯道对于保全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了。

冯道见当时契丹强大,便使尽手段讨好耶律德光,但他很快发现契丹统治残暴,不会长久。于是,他又重新寻找主子,果不其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汉。冯道因“保护汉人”有功,而被拜为太师。冯道摇身一变又做了后汉的宰相。

岂料后汉也没存在几年,部将郭威便又造反建立了后周。他故技重施,又做了后周的宰相,冯道每次投靠新主都有不同的手段,比如这次投奔后周,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冯道心想,自己多次易主,这次再想轻易立足很难,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总得有点见面礼。于是,他打起了刘知远宗族刘崇等人的主意,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这些人。果然他又被推荐当上了后周的宰相。

冯道当后周的宰相没几年,郭威死了,郭威义子柴荣继位,这时后汉贵族勾结契丹要恢复后汉政权,冯道根据他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怕是保不住了。自己要想保住官位还得重新物色新主。柴荣绝非以前冯道所事的几位主子可比,很有胆识气魄。当后汉、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主上新丧,人心动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决定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不再说什么,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出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