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文蔚自己在香港开了一间店铺，为此她付出不少时间及心血。单是店铺的名字就特别地费尽心思。她为其店铺取名为“Papillae”。Papillae是法语，象征由毛虫演变成蝴蝶的过程。她说：“我希望客户踏出我的店铺时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Papillae的最大特色是专门提供个人服务，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我的工作是要令她们的打扮突出其个人风格。我的理想是希望让每一位女士都能够在她们的经济范围内，将其个人品位表现出来，只要顾客感到称心如意，我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在Yvette的顾客中，除了上班一族外，不少社交界名人及豪门千金都找她当形象设计顾问，由头到脚的整个形象包装设计都是她一个人操办。服装设计之余，Y7ette也会为她的顾客挑选一些配套用品。
Yvette的衣着品味是得到了公众承认的，“十大杰出衣着人士”就是证明。虽然，她对衣着有浓厚的兴趣，但她不会盲目追求牌子的名气。为了丰富自己对服装设计的灵感，Y7ette经常参考时装杂志，看时装表演，很多时候还要到欧洲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Yvette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时装设计师，在香港时装界享有盛誉。
荣明杰是荣智健的大儿子，现在已成为中信泰富的7位执行董事之一，他已登上商界舞台，开始荣氏新一代的创业风范。
荣明棣，荣智健的小儿子，已开始在商界露头。
5.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成功意义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起了重要作用。
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投身实业。最突出而有影响者是南通张謇，他考上状元正值甲战争失败之时。他看到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实业，他集股近二十四万两银创办大生纱厂，不过，他还得到了张之洞筹办湖北织布官局时购买而长期置之不用的四万八千枚锭子作为官股的支持。真正用民间力量来办工业企业而取得成功者当推荣氏家族。
在甲午战争后，在荣氏家族中，首先创办民族工业企业成功者当推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他们自小在荣巷长大，受其父荣熙泰家训，继承了水濂公的遗志，立志从事族益活动。以后，他们到上海钱庄习业，专心学习金融知识，掌握了融资的本领，荣德生随其父去广东厘金局管账，掌握了有关税务的各种知识。熟悉金融、税务可说是办现代企业的基本功。他们在实践中受到了这种基本训练。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即1894年，受中日战争影响，荣宗敬所在的专门办理汇兑的字号倒闭，整整一年被迫失业在家乡。这时父亲荣熙泰患肝病从广东厘金局回到无锡家乡，他虽患重病，但仍一心发展事业。拿出自己历年所有俸给，为自己儿子宗敬办了一个广生钱庄，由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帐，同时，和广大花号创办者荣剑舟的儿子荣秉之合伙，在荣巷开设公鼎昌茧行，收购鲜茧。
荣熙泰长期出门在外，但其根始终在祖籍荣巷，他不会忘记在自己困难时家乡人对他的亲属的关照，也时刻不忘自己对家乡应做的责献，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备受屈辱时自己所应负的责任，荣熙泰一生劳累，肝病已到晚期，在临终前仍嘱咐宗敬、德生致力于族中和社会公益事业，为国家和民族争气。
荣宗敬原名宗锦，后自改为宗敬。“敬，不懈于业也”。正是依靠这种敬业精神，两兄弟经营的钱庄业务逐渐发展，三千两资本的钱庄年终盈利达五千两。
有了盈余，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事业。时值德生从广州回来，兄弟合议，钱庄放款不如自办工业企业，宗敬根据钱庄汇兑多半为上海两家面粉厂采购无锡小麦，而德生根据面粉可以免税，一致同意从无锡办面粉厂入手。此事得到卸职回乡的广东厘金局局长朱仲甫的支持，也得到荣秉之、荣瑞馨的支持。共集资3.9万元，建立保兴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从1901年动工兴建，一年后就正式投产，到1905年，年终盈余达6万多两。
有了举办面粉厂成功的经验，荣瑞馨、荣宗敬、荣德生等合议，集资30万两，在面粉厂旁边又建立振新纱厂。振新于1906年动工兴建，1907年就开工出纱。
保兴和振新是以荣氏家族为主创办的两个最早的工业企业，是完全民办的企业。保兴面粉厂和振新纱厂创办的宗旨，是为国塞漏卮，为民添衣食。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们认为“政以业成”，与其发愤世嫉俗之官不如致力于生利之业，以达到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是他们创办企业的以民为本的精神资本。
同时，他们所集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没有任何官股和外资。朱仲甫作为清朝政府税务官员，对创办保兴无疑有很大作用，但是当时他已卸职还乡，此后他重入宦途，即撤出股份，“保兴”改组为“茂新”，因此，朱仲甫是作为私人入股，并不是官股。荣瑞馨任洋行买办，对创办振新无疑有很大作用，但是，他是以洋行所挣高额佣金收入入股，并不是以外洋买办身份入股，这纯粹是民间资本。
荣宗敬、荣德生因经营广生钱庄和保兴面粉厂获利，曾捐款赈灾，分别获得“同知”衔和“盐提举”衔，但这纯属官衔，同官商毫无联系。
总之，以荣氏家族为代表创办的工业企业，按由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所形成的精神资本以及按逐步积累和筹集的物质资本两方面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
以这两家民营粉厂、纱厂为例，充分显示了民营企业比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优越性。
首先，企业的创办并不是根据长官意志，而是根据市场调查。以兴办保兴面粉厂为例，荣宗敬和荣德生在作出决策前作过大量调查，他们看到各业均平淡，惟面粉厂增裕、阜丰较好，小麦来源、面粉销路均无问题，并且面粉是无捐税之货物，可以仿做。荣德生还亲自到增裕粉厂作实地考察，了解办粉厂的最少资本需3、4万元。他们把厂址选在无锡太保墩也有其考虑：1、无锡是米市，每年有大宗粮食在无锡交易进出，邻近苏南各产麦区，苏北、安徽，甚至四川等地都有粮商运小麦来无锡出售；2、无锡当时水路交通藉运河、太湖之便，既可溯江而上，又可抵“江海通津”上海，产品运输方便，运费便宜，而太保墩四面环水，货物上下装卸方便；3、无锡劳力资源丰富，工薪支出较低；4、无锡是自己故乡，人杰地灵，5、无锡无其他粉厂，无竞争对手。由于经过认真调查，所以决策正确。在振新纱厂创办时同样如此。荣德生曾亲自到纱厂参观，了解定货出货情况，并一一抄入日记。相反，一些官办粉厂和纱厂，由于选址失误，开后就停。以张之洞所办湖北纱厂为例，订了48000千枚纱锭，在湖北没有办成，把纱锭运到南京，在南京又没有办成，把纱锭运到上海，放在杨树浦席栅三年，搁置不用前后五年，“运费栈租保险月息洋匠月俸……83万两”。这笔费用，只有官商付得起，民办企业是无法承担的。
其次，民办企业只有靠不断更新技术设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例如，保兴开办时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法国石磨，产品质量不如钢磨，价格也较钢磨所产面粉为低，因此，在保兴改为茂新后，就选购新机，更新设备，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国产个麦泥灰杂质比洋麦为多，而进口的粉机清麦设备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故招聘有经验的本国机匠和熟练技工，在进口设备中再添直立打麦机、风箱，改进圆筛等等，既增加了产量，又提高了质量。再如振新纱，厂于1912年添购18000纱锭，每部细纱机独用小马达，当时为“远东纺织厂之最”，以至振新所出棉纱能与日本“兰鱼牌”匹敌。相反，当时的官办企业因长官不熟悉生产业务，往往委托洋行代购机器，洋商出于私利，进口设备或质量不好，或不切实用，投资多，效益低，更无力更新设备，造成恶性循环。荣宗敬和荣德生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己钻研粉纱机械知识，亲自订购机器设备，他们所集资本不易，还要用厂抵押贷款，购进设备，所以必须反复比较，精打细算。这是花国家的钱来办厂的督抚、州府们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民办企业只有靠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占领市场。在保兴改为茂新后，在选麦用料上不惜工本，终于创出“兵船牌”面粉名牌，赢得国内外客户的信誉，使兵船牌畅销国内外。振新棉纱也以高质量闻名。茂新面粉和振新棉纱均获南洋劝业会优等奖，获得国际声誉。荣宗敬和荣德生创办申新纱厂后同样如此，申新纱厂的“人钟牌”棉纱以质量取胜，从而使“兵船牌”面粉和“人钟牌”棉纱成为面粉和棉纱交易所的标准粉纱。那些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由于有了官的庇护和特权，“皇帝女儿不愁嫁”，即使产品质次价高，也可通过官僚系统强行推销，但是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不会有生命力。
第四，民办企业可以知人善任。保兴初办时总经理为朱仲甫。看来，朱长期为官僚，无心经营，在改为茂新后，由荣德生任经理，主持厂务，茂新经营蒸蒸日上。振新纱厂初办时，经理是张云伯，副经理是徐子仪，张在上海，不管厂务，徐读书，不知生意。后来由荣宗敬担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振新经营大有起色。荣宗敬、荣德生办企业时非常注意管理，任用和培养人才。他们聘有销售专长的王禹卿为茂新销售主任，聘请采购小麦富有经验的浦文汀为办麦主任，聘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陆辅臣任茂新二厂经理，在办振新时，重用熟悉纺织和棉花业务的吴昆生等。他们又培养和使用学有专长、精通英语的荣鄂生，使荣鄂生成为辅助两兄弟办实业的重要经理之才，又慕名渴求曾担任电政司司长的荣月泉，派他出洋考察，订购机器，并聘请他任汉口厂的经理，等等。这同那些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任人惟亲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五，民办企业，同金融、商业联在一起，形成市场体系，提高资本运作效率，造成规模经济，适应市场竞争。在保兴初办时，是同广生钱庄联系在一起的。在振新初办时，则是同裕大洋商行联系在一起的。荣宗敬、荣德生、荣瑞馨能投资办保兴、办振新，在起始阶段，都是靠钱庄和商行的赢利，但钱庄、商行不为实业服务，其赢利必小，且不能持久。同时，在保兴改为茂新后，以及在创办振新后，都建立了收购小麦和棉花以及推销面粉和棉纱的商业系统，初步形成自己的商业体系。这样，工业、金融、商业的资金能互相支持，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虽然，当时市场体系发育不好，历经风险，但其方向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茂新、振新的宝贵经验，所以荣宗敬、荣德生在今后办企业时，始终注意把工、商、金融事业结合起来，才使企业不断扩大，成为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相反，官办企业所需资金、原材料要向各衙门申请调拨，费周折，拖时日，且官办工业企业所生产产品首先要供官府所用，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官办企业的行政系统效率同民办企业的市场系统效率是无法比拟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办企业有了制度创新，用股份制的形式便于产权的保护、流动和增值，使企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保兴初创时，朱仲甫见营业无大利，回苏州，托芦某代理，总账房黄某，有专营之意，即交官办。荣德生专程去杭州参观官办粉厂，这家粉厂由州府所办，经营者为府内官员，开不久已停，有出租商办之意。以后到苏州找朱仲甫，朱说，粉厂事，已交芦某，欲将股份出让，回广东厘金局去任职，并劝德生回厘金局帮他管理。荣德生即去上海，同荣瑞馨商量。瑞馨说，祝兰舫（他是洋行买办，在上海开设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有意独购。德生说：“只可独购他股，我荣姓之股不让，必可发展。”最后，两人意见一致，由祝兰舫等认购朱仲甫股份，宗敬、德生等人增股，原保兴面粉厂登记秆是朱大兴、伍水茂，现留下伍永茂，改为“茂新”。这里的关键是：“我荣姓之股不让，必可发展；”这充分显示了民营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正因为有了自己荣姓的股份，所以可以坚持民营的性质不变，不致让人变成专营官办，即使朱仲甫同官僚有密切联系，也只能转售股权。这是民营企业的制度保证。后来，在“振新”发展过程中，荣瑞馨同荣宗敬、荣德生意见相左，他们可以彼此交换“茂新”和“振新”股权，各谋发展。以后，宗敬、德生吸取种种教训，决定采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无限公司形式，创办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保证企业资本不断积累，不断扩大，终于登上面粉和纺织大王的宝座。相反，那些官办企业，或因官场人事变动，或因官员之间意见分歧，时荣时枯，或者奄奄一息，或者破产倒闭。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在企业制度创新上是无法同民营企业相比拟的。前者带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后者则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生机勃勃。
荣宗敬、荣德生所创办的茂福申新总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兼并了李鸿章所创办、后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经营的三新纺织公司，建成了中国纺织界的一颗明星——申新九厂，这是民办企业优越于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有力证明。不仅如此，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民营工业企业，还收买了日本最早在华投资的日信纱厂和德商最早创办的瑞裕纱厂，即后来由英商经营改名的东方纱厂。这是中国民营工业企业完全可以成功地同发达工业国家同业进行竞争的有力证明。
在荣宗敬、荣德生的创业精神鼓舞下，荣氏家族各派支创办了许多工业企业，包括冶金、机器制造、化工颜料、搪瓷、热水瓶、食品、造纸以至无线电、仪表等各行各业。总之，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篇章，从而也确立了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