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部的进展，牵扯着所有参加原子弹理论设计工程的人的心。如果把这项工程比作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方案就是龙头。这条“龙”假如没有龙头，或者龙头出了哪怕很小的一点差错，后果都是可以预见的。
李觉曾亲自主持理论部的报告会。他热爱和平，热爱西藏，即使在梦里还常看到雪山、草地，重游布达拉宫。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他不得不留下来，不得不渴望得到更强大的武器。他在受命领导原子弹理论设计工程任后，即借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赵忠尧、何泽慧、杨承宗编撰出版的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方面的书，也常听宣讲团讲课，常看核科学家们放的幻灯片和影片。他虽然略知原子能的基本知识，但在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面前，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小学生。
这位身材欢爱抽雪茄的将军知纤国曼哈虹程也有一位军人出身的领导者格罗规也知道格罗夫斯身边有奥本海默、爱因脏、玻尔、费米等国际着名物理学家。雌幸，他领导的这支队伍里同样也有在科学领域成就卓着者：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郭永怀，还有年轻的一代科学家：邓稼先、周光召等。他相信，原子弹的秘密在他们的手中一定能被揭开，挫败帝国主义树ft诈的光辉理想一定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
这一时期，彭桓武除了领导理论方面的攻关外，在科技大学还担任着两门课，另外还指导6个毕业生的论文。教育部规定：一个教授的工作量是两门课或6个毕业生论文。彭桓武干的教授的工作却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每星期六下午政治学习，李觉放彭桓武半天假，彭桓武就去科大教书。6个毕业生论文则每天晚上安排一个他在家里进行指导……
攻关在继续，然而饥饿却洪水一般袭来。到了1962年年初，原来每月36斤粮食定量下降到了26斤，彭桓武和所有的科学家每餐只能吃到一个馒头，一角钱干菜汤，汤里，只有几星油花。
很多人已经浮肿，有些同志脚肿得只能趿着鞋。
饿了，嚼几粒葵花子。
饿了，喝一碗酱油汤。
这支队伍仍然不懈地向科学高峰进军。
研究所党委做出决定，夜至10点，各室负责人必须把人轰走。但是，常常到了后半夜，到了第二天黎明，科学家们和科学工作者们仍然在做课题，在讨论，在研究。
共同的道德精神把他们聚在了一起，这支队伍在灾难的磨砺中变得更加顽强。
彭桓武他们不可能像奥本海默，在远离两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富庶的国土上，跟几乎全世界最着名的科学家一起，喝牛奶，吃牛排火鸡，度过他们最初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岁月。
把家从坨里搬回中关村后，彭桓武又常下饭馆，常吃到肉，浮肿得到缓解，且脑子也思维敏捷如从前了。一天，彭桓武欣喜地告诉钱三强说：“我缓过劲儿来了，脑子好使又跟当年一样了。”钱三强详细询问他最近的饮食情况，彭桓武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不久后的一天，彭桓武和钱三强、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彭桓武看到，这里没有会议桌，只有餐桌。餐桌上，碗筷已摆好。很多人低声议论：今天这里将召开什么会呢？
突然，掌声响丝，M恩来和陈毅.聂荣辕走进宴会厅。
主宾席上，周恩来的一边是钱学森，一边是钱三强。彭桓武对身边同志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谁都明白，也很感动，中央这是给他们鼓劲加油呐。
聂《举杯宣布“会议”开始：“各位辛苦了。为了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彭桓武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饥饿、缺乏营养，他从1958年就开始浮肿，双腿总觉得有千斤重。这次接到开会通知，他以为又像往常一样就某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出乎他意料，这次会议的主题却是吃肉！
彭桓武愣了一下神，被热烈的掌声惊醒，也使劲拍响了巴掌。
但是，没有人动筷子。
周恩来为钱学森、钱三强夹肉。“吃吧，都要吃，吃好！吃肉补补脑……”
陈毅与每一桌的科学家碰杯敬酒。
聂荣赖望每一位科学家。
乌兰夫敦促身边的彭桓武吃肉。
在饥荒威胁着全国人民的严峻时刻，党中央向科学家们表示关怀和感谢的礼物，只有这一碗碗科学家久违的肉。这在富裕的年代一定算不上佳肴，但在那时，“周总理请客”，已成为一种激励，一种鼓舞，一种动力。
彭桓武从这个宴会回到研究院，领导他的这支队伍，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在苏联断绝援助的困境中，拖着浮肿的双腿，又继续进行他们的科学攻关。
从此，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过段时间就请科学家吃一顿饭，增加点营养。
不久，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援助国防科技的食品相继运到。聂荣辕指示：这些食品专供科技人员食用，其他人员不得享受。
研究所食堂开设甲、乙两个售饭窗。甲窗前供应肉片炒菜、白米饭、一碗汤，这是科技人员的专用窗。
有时在这个窗口，每位科学家能得到2两一个用羊油煎的面饼，这种待遇也只有少数几位大科学家能够享受到。
清炖黄豆被加进科研人员的菜盘子里，虽然只有一汤匙，却是宋任穷就任东北局书记后，以东北人民的名义向核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乙窗则仍然是馒头和干菜汤。
李觉常和机关干部在乙窗前排队买饭。
李觉对科技人员说：“你们吃好吃饱，才能有力气工作。为国为民争光，也为我们争荣誉啊！”他指着身边的机关人员，说完笑了。
李觉将军在这个时期常四处奔波，为科学家们去要饭讨食。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件事情。到了“文化大革命”，李觉被批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常去找万里？
李觉说：“给你们要吃的。”
一天深夜，聂荣臻又走进研究院，看到科学家们的夜餐内容丰富了些，看到一名负责当晚夜餐的干部滴油未沾，他握紧一位领导干部的手，又拍了拍那位同志的肩膀，走了。
聂荣臻也感到饿了，司机递给他一只信封，他从里面倒出几块面包渣，边嚼着又望一眼灰楼。
灰楼——中国核科学的神庙，此时灯火灿烂，学术研讨会正激烈进行。
当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陷没在迷雾中，科学家们在A方案和B方案之间徘徊不前、举棋不定时，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査邓稼先小组B方案的计算数据。周光召在检査时发现，年轻人的计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问题出在表述方式上，而不是结果有错误。为了这一方案万无一失，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用特征线法所做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对B方案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数学家周毓麟等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经过计算，其结果和特征线计算结果完全相符。
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来。
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诞生。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组织领导下，围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攻关项目，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有关部委、有关地区都为核试验事业大开“绿灯”，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1962年9月，几乎与彭桓武领导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同步，王淦昌领导的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的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完成原子弹炸药的组装这一部分的设计任。陈能宽、郭永怀、方正知、钱晋、俞大光等在这一开拓性工作中功勋卓着。
点火装置，在原子弹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到1962年年底，这项工作进展很快，彭桓武作为第四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子点火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及原子能研究所的许多科研工作者把生死置之度外，为1963年12月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为原子弹的成功做出卓越贡献。
在科学家和广大科研工作者，以及工人、领导干部共同努力下，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光辉的一瞬，正在悄悄走近中国、走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
1962年12月12日，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
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3年8月23日，衡阳铀水冶厂一期工程红并开始试生产；
1963年11月29日，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1963年12月24日，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青海湖畔初试锋芒
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初建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制定了选址的原则。最终，在险峻的赫梅斯山脉东部，在巍峨的桑厄·德·克里斯托山脉辉映下，在这所与世隔绝的庇护所里，奥本海默集中了世界上一批最优秀的人才共同研制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武器。
一位外国人说：只要改变名字，洛斯·阿拉莫斯就与这个遥远的中国西北部李觉领导的研究院的情形一样。
“这个遥远的中国西北部”的研究院即西北核武器研究院。当彭桓武、邓稼先他们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确定后，二机部决定将研究院总部西迁青海高原一片荒凉的沙漠里。在这里已经建起试验室、发电厂、试验区、宿舍和一些机加工车间。
彭桓武第一次走进青海局原是1963年的秋冬之父。为进行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检验原子弹点火装置，他和王淦昌、吴际霖、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来到青海湖畔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
这里，刚建起几幢暖楼，不远处相呼应的，是几千顶星罗棋布的帐篷。彭桓武看到，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住在暖楼里，而李觉将军和许多领导干部都住在帐篷里。
晚上，彭桓武睡不着，伫立窗前。凛冽的高原秋风在窗外呼号，窗户被风刮得呼呼直响。透过玻璃，他隐约可见不远处帐篷的海洋，一股热浪涌上他的心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他想起自己从童年就渴求知识，无论是在长春读小学，还是在北平读清华；无论是在云南大学教书，还是在英伦岛做博士论文，他都是克勤克俭、毕恭毕敬、勤勤恳恳做学问，想成就一番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加入原子能所这个集体中，才开始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教书、育人、开辟新的课题，后来就是核反应堆、核潜艇动力堆工程，再后来就是原子弹。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梦的实现，这个梦他一直做了许多年。
今天来到青海湖畔，正是为了这个梦！
想到周总理曾握着他的手说：“彭桓武，这可是政治任。”想到陈毅、彭德怀、聂荣辕等老帅多次到研究院看望科学家，想到最困难的时期，中央为了科学家们能吃饱四处募捐……陈毅那句“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曾经也是他的心声啊！
彭桓武从不善于表白自已，他大脑中所有的神经都是为了科研工作而设置的。即使是在爱丁堡，当法西斯的炸弹掉在城北爆炸时，几乎全城的人都以为法西斯要轰炸这座城市了，唯独他仍端坐桌前埋头研究。
然而，今天来到青海湖进行第一次纸他的心情无法平静。这一次不但检验他领导和参加的原子弹理录计方案是否正确，同时也将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能否在党中央提出的期限之内完成。可以说，这次试验将决定第一原子弹的命运。
彭桓武克服高原缺氧、头晕、气喘等困难，和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一起努力工作着。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第二天就要试验了，李觉在当晚下令：“参试人员今晚要早点睡觉，明天早晨谁也不准早起，一定要休息好，要用充沛的精力，搞好这次试验。”
这一夜，所有参试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都没有睡好。彭桓武很早就起来了。他走出门看天气时，看见吴际霖、王淦昌他们都丝了。
吃过早饭，试验车队向试验区进发。
像去迎接盛大狂欢的节日，一辆辆汽车载着科学家和工程师驶出研究院大门。
这一天是1963年11月20日。
李觉和吴际霖乘坐的吉普车走在车队的最前面，以便掌握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陈能宽和苏副总工程师坐在一辆小轿车里，他们的怀里抱着贵重的试验部件。这些特别的部件都用毯子包着以防震动。原子弹的主要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两个紫红色长沙发被垫在它的下面。车队到达试验场后，工人们把原子弹的各部件组装起来。就要插雷管了，参试人员都撤回了碉堡，李觉却拒绝撤离现场。
李觉说：“我是总负责，只能最后一个撤离……同志们，不要慌，要像往常一样，把雷管插牢，保证一次成功！”接着，他命令安装雷管，并开启记录仪器。
控制室里，人们因激动而骚动起来，年轻的技术人员为模拟这次试验工作了两年多。他们寄希望于试验仪器，它会检测到并记录下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精确时刻。
“一切准备完毕！”
“检査完毕！”
陈能宽下达命令：“起爆！”
“轰——”火光冲天，地动山摇，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蓝天升腾……
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的光亮。
彭桓武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出来：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皑皑的雪山下，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后勤人员，无论年老年少都笑了，他们欢呼，相互拥抱，相互祝贺。
李觉迅速把这一消息报告北京，并激动地说：“只要核燃料工厂生产的核部件如期送到，那么第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总装了！”
李觉提到的核部件即浓缩铀球，也就是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芯。
然而此时，有关工厂连浓缩铀还没生产出来呐，被加工好的铀芯就更不知命运怎样了。为了浓缩铀厂尽早投入生产，作为核工业部临界安全小组的第一任组长，彭桓武奉命去那里解决临界安全的问题。
为铀235做最后冲刺
宋任穷在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后说：“二机部的厂子都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兰州浓缩铀厂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当年，中苏签订了新国防技术协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加速发展中国的核工业，在这一形势下，一个选厂小组在兰州东北约25公里的黄河岸边选中了一片U形谷地。当时这里正筹建一座飞机工厂。于是，中央军委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将该厂让给了核计划。
几年后，当苏联撤走专家时，扔在这片山坳里的是4000多台横躺竖卧的机器。
着名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的妻子、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王承书临危受命，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