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身专业和岗位工作中，由于他既具有扎实、全面的理论和学识基础，又长期身处工程实践第一线，所以优势明显，他提出的有关工作思路和理念总是条理清晰，散发出很强的实践性和先进性，往往能在业内很快引起反响。针对当前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的大环境不很有利，工作中存在较多困难的实际情况，他摆脱工程技术上的习惯思维模式，另辟蹊径从心理学角度探求改善现状的良方。2010年刘家骅先生在业内率先提出了“强势监理”的工作理念，除了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团队中进行实践与探索外，更重要的是“强势监理”通过全国性行业报刊及囯内主流媒体在全国范围作了传播，这一提法在建设领域监理人员中引起了热议，大家精神为之振奋，这对当前工作上还普遍存在较多困难的建设监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以上所述“强势监理”的工作理念与2011年10月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调研组专题报告中提到的一些观点也不谋而合、几近相同。
在对待人自身的身心健康问题上他也做得同样的认真，例如，针对因工作繁忙或自身惰性而不能坚持体育锻炼的普遍情况，他曾总结出一句话“运动生活化，生活运动化”，并长期坚持在自身付诸实践。此外，他也十分注重生活质量及品味的提高，退休之前他完成了学驾车、游泳和电脑的个人计划。
通过多次与刘家骅先生坦诚、深入的交谈，我们逐渐走近他的内心世界，愈来愈感到他是一位精神生活十分丰富的人。我们能够在刘家骅先生身上看到一种“兴趣-志趣-志向”的心路和成长历程，看到一位科技工作者对“人的全面发展”命题的不倦追求和探索。正如有的编辑所说，作为“40后”，在那些年代能够去关注并实践这些课题实属不易，确实难能可贵。刘家骅先生今年又创办了网站，担任《同济文工团员网》的总编辑。根据他一生工作所走过的路径，我们也看到“技术——管理——文化”的转变轨迹，这实际上己经是一种“跨界”，作为一名科技人员这是需要有勇气的。同时，这在当下也是颇为少见，十分难得的。我们衷心祝愿他永远保持一颗青春的心，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与贡献，并在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绽放更加绚丽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同济文工团员网》上看到了刘家骅先生的撰文“对文艺的追赏习研——我的课余业余生活”。文中他以真实、随意、有点幽默的笔触讲出了早年学习、工作中的“故事”，其中有一些是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的，是他成长当中较为重要的方面。为餮读者，经刘家骅先生本人同意，下面全文(包括保留原叚落标题)转登此文：
同济大学文工团60年代如今还一直保持联络的几位老校友近年曾多次议论要回归母校，搞个老文工团员联谊会的网站，最后推选我具体创办，并担任总编辑。通过努力网站终在2012年4月开办。网站开办以来我一直忙于日常的编辑和后台管理工作，没想到自己要写一点回忆什么的。直到看了老伙伴们写的那些文章之后，往事也开始一幕幕地呈现脑海，感到自己也是有点东西可以写的，而且愿意写出来，尽管这些回忆文章是属于“无用之用”一类的。但是细细想来，我力求丰富精神生活，创造自己的精神财富，追寻全面发展，也是有迹可循的。
非常享受激情时光
我和伏建林、朱骏翔、吕美安、陆正刚、陈桂明、金醒吾他们在1960年刚进同济时就加入校文工团话剧队。那时正值文工团、话剧队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阶叚，乃至之后几年的全盛、黄金时期，我们有幸都经历了。与高年级的文工团员相比，我们是“学弟、学妹”，但正如陈桂明在《回忆文工团那叚日子》一文中记叙的，排练时的活跃、紧张，演出前的忙碌、忐忑，舞台上的激情、辉煌，年轻的我们都经历了，分享了！这是日后我们心灵深处梦想和激情的开端，这二样东西是漫长人生路上非常可贵、需要始终伴随的。
文艺生活从儿时收听广播开始
回想起来我的“文艺”生活，或者再延伸一点说“文化”生活，是从五几年十岁左右开始。那时家中有一台音质颇好的收音机，当然，播放各式各样的节目，还有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应该说它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儿时代。到初中我的兴趣扩展到了美术，出办班里的黑板报、墙报。到了髙中我负责学校的广播台，写稿、播音都搞。同时学校还有个话剧组，就几个人，我与小伙伴小打小闹，也不亦乐乎。进大学参加文工团的情况上面巳经写了，但细想起来，我大学里的课余爱好不仅仅在舞台。那是个能像海绵一样汲取精神养分的年龄，何况是在髙等学府。知识的来源当然首选是图书馆，在当时它确实几乎是唯一的来源。谈不上博览群书，我的涉猎有点杂，兴趣所向完全出于自己内心的感觉，毫无拘束，毫无系统性，更无功利性。那个年代总体的大气候是“禁锢”的，但在这小小的绿洲里我还是感受到了自由自在！具体的阅读内容有的是以往兴趣的延续，例如美术，有的是至今自己都搞不懂怎么会产生兴趣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
再说毕业之后，漫长的几十年中我的文化生活情况变化比较大，无需解释大家也能想像得到，是由于参加工作、成立家庭等各种情况的变化，尤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影响。简单地讲情况是这样的：在那文革百花凋零时期，表面上看我把话剧、朗诵…都放下了，实际上是将兴趣爱好转入地下，改变形式…。我开始因地制宜地练习写作，并下了功夫，拿现在的话讲“恶补”了一下，使我这个学工科出身的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待到改革开放山花又烂漫时，在文艺方面我遇上了追赏、习研的大好时光，一直到退休、到目前，音乐、舞蹈，甚至戏曲等均成为我日常欣赏节目的内容，对文艺评论、宇宙天体、历史考古、旅游风光、动物世界、摄影录像、短片制作等也有不小的兴趣。
协奏曲《梁祝》至今听来还能动情
在对朗诵、音乐的爱好方面，上面提到的家里那台“无线电”起了不小的作用。好像是美国货，纯白色调，音质颇佳。它是我儿时起的好伴侣，是我的听觉艺术的启蒙老师，各式各样的节目使幼小的心灵就体味到陶醉和入迷。我对声音、对音乐可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例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应该听了有数百遍了，但至今每每听到动情处仍能“泪盈”，我还能听出每位演奏家演奏的细微不同之处。还有，例如吕其明的《红旗颂》(管弦乐序曲)等我也是百听不厌。再说朗诵，其首要条件是普通话要准，现在这是件太平常的事，可在当年这是很不容易的(南方地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校时尚未通行学拼音。但我的普通话不知什么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好，很明显电台播音员无形中当了我的老师，使我才有后来中学里做广播台，大学里入话剧队。在话剧队里我的节目稍能拿得出手的还是朗诵，记得徐慰慈老师快毕业忙不过来那一阵，队里让我替代他领诵。
斯氏体系及丹田气
在话剧队时，我曾去上海图书馆专门翻阅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一书，要知道这可是当年苏联戏剧院校及我国上戏、中戏和北影学生念的权威教科书，3、4公分厚。当上图老师从书库找出这本积了灰尘的厚本时，他从镜片后看看我：这“学生子”是谁呵？因为从借书卡片看压根就没人借过这本书，戏剧学院的学生是人手一册不会借图书馆的。那是个下雨天的下午，我翻阅着，书中有的部分蛮深奥，有的部分则像在讲生动有趣的故事，反正几个小时下来我是把全书翻完了。这件事在队里我只跟朱骏翔说了，他也蛮有兴趣，但他是否去上图不得而知。
还有，在话剧队时不知那里听来的，要使朗诵、台词的声音传得远，就要学会“丹田气”(那时还没有微话筒，全靠演员自身功夫)。运用“丹田气”发声的效果可以达到，前排观众听到你的声音并不大，而后排观众却能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太神了，太诱人了！我又是找朱骏翔讨论此事，立刻引起了欣然的共鸣。二人一起学“丹田气”，找“共鸣腔”，甚至“害”得他那一阵开口言必称“丹田气”。我也真是个认真、投入呀，买了好几本练习气功的书！但一个小孩能消化得了吗？最多学了点皮毛而已，自学气功没出“偏差”就算侥幸了。
自学“斯氏表演体系”没使我的表演有所长进(看来表演这玩艺儿靠天分，程式并非主要)，而自学“丹田气”对朗诵好像产生一点点作用，重要的是从那时候起萌发的自学、专研精神及初步掌握的方法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日后当遇到困境挫败时我较少有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能很快将注意力转到解决问题本身上来。学校毕业之后的四、五十年光阴中，无论是在职工作还是下放劳动，无论是担任技术岗位还是管理岗位，无论是搞科研教学还是工程项目，无论是身处祖国西北还是江南故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基本上都能做到得心应手。要感恩母校，感谢文工团。话剧队邹纪贤在庆祝同济百年活动时讲过一句话：加入文工团等于在学校多学了一个专业，讲得是蛮有道理的。
“文革”中充当了一回画匠
我对美术的喜爱是从初中当班级文体委员办墙报、黑板报开始，先是画一些花边、图案、美术字之类的…，美术课的成绩当然也可以，高中毕业升大学考虑志愿时先想到的是要报考美术学院。那时杭州有浙江美院（即现在的中国美院），但又胆怯，胆怯的原因一是怕成绩“搭不够”，二是怕文艺饭不好吃（当时已懂得这一点）。于是最后选择了同济的建筑学专业，我自认为这是工程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有一点“两借借”（上海话折中、兼顾的意思）。但进了同济，在安排专业时却被分到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它与建筑学专业同设在建筑工程系，学校进行了统一调配，当时的学生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了上面的安排。从此，我对美术的进一步习研就告一段落，以后仅停留在欣赏方面，对美术作品与展览、美术评论等一直保持着兴趣。然而在“文革”中却充当了一回画匠，这是一次并不轻松愉快反而有惊无险的体验。
“文革”中所有单位的大门口要立一座巨型毛主席画像或雕塑，无一例外。我毕业分配在兰州国家建委七局一公司（原先的华东第一工程公司，即建造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的施工单位），那大约是参加工作三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单位革委会领导不知从哪里得来我会画画的信息，点名叫我绘制毛主席画像。先由工人将两层楼高巨大的基座建造好，然后在正反两面都画上画像。正面指定画那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的胸像，反面我记得是自己选的“去安源”。这是一项不可能不接受的“政治任务”，但心里那个忐忑呀，从来没有这样作过画，从来没有画过这种画！那些天我穿了油漆工的工作服，整天在脚手架上爬来爬去，“像真的一样”，好是辛苦。稍懂一点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并不是作画，仅仅是当画匠、画工而已。先按比例画好格子，然后分区分块地临摹，所以大体上是不会走样的，关键是色彩的拿捏要准一点。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基本上也算是通过了。但为此事家里人和同学着实为我捏了一把汗，万一画得不好，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发生什么后果也是无法承受的。然而下面要讲到的哲学上的事那才叫是一次真正的历险，而且是自己“送上门去”的历险。
为了理清哲学问题差一点闯下大祸
先要从大一开始讲，有门政治课叫《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当时的哲学课。现在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哲学中的一种，而当时只能学这个，不可能学其他的哲学。在教科书中的注解中提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关的德国黑格尔的哲学，出于好奇心我去图书馆找出他的书作，当然是又深奥又枯燥，只是翻阅，然而头脑中也确实有了黑格尔的印迹。逻辑学也是好奇心所使，两者比较起来，逻辑学的印迹更深一些，至今我还能记得它的三个基本规律：同一、矛盾和排中，这也许是逻辑学更实用的缘故吧。但书读多了有时是会自寻烦恼甚至会闯祸的(加“在那种年代”)。
这是一九六五年末我们五位同济分配到国家建委七局一公司的毕业生，都被派到甘肃平凉地区，作为省里统一组织的“社教四清”工作队（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成员下乡搞政治运动。一来为单位完成派出人员的指标，二来是大学毕业生接受坚苦锻炼，一举两得。记得工作队的编组除了我们七局的人员以外，还有兰州铁道学院的师生、成都军区部队的干部。在下乡正式开展工作之前，要在县城进行集训学习，学习的资料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两本哲学箸作。在学习讨论中不知是谁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关于怎样理解“一分为二”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分为二”是当时很普及的一个哲学用词，意为对世间一切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和对待，下面关键问题来了：那么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吗？当时“文革”还没开始，否则绝对没人提这样的问题！学习的组织者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点不知所措。此时，有一名兰州铁道学院的学生，自己“跳”了出来，在学习讨论会上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分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它对认识毛泽东思想也是适用的，但“一分为二”的含义应该更广义地去理解。我与同济的谢家斌在“七局”分组讨论中也与那位学生不约而同地持这一观点。
这里先打住，不得不介绍一下谢家斌：同济建筑材料系混凝土制品专业六五届毕业生，与我同届，分配在“七局一公司”同济五位毕业生之一。江西人，矮个，性情率真。由于我与他能谈得比较投机吧，那段时间，只要遇到县城集中学习，我俩就设法聚在一起聊天。记得每天吃过晚饭后的散步，总是在流过平凉的泾河边兜上好一阵子，落日余辉下贫脊的黄土高原野旷而宁静。我们两人天南地北，海宽天空，谈得好不自在！有时还会取笑某些文化、政策水平不高的干部的小差错……，这些在两人的小范围内是没有禁忌的。那些年，我与谢家斌保持了既是校友，又是朋友的密切关系，后来他离开兰州调到其他公司，此后就慢慢失去联系。但也听到他与单位领导“闹翻”的消息，倒不是为他个人的利益，也是为这类观点、理念上的问题去较劲，甚至搞得动静挺大，“官司”都打到中国青年报社去了。报社在头版刊登了支持他观点的报道，我特地去查阅到了这张《中国青年报》，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这是一位非常有性格、有主见，同时彼此能理解对方所思所想的老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