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老总指挥红二、六军团胜利进行忠堡战役之后，从6月下旬起，又率部围困湖南龙山之敌，造成对来凤城的威胁。在我围困龙山敌军之际，蒋介石集团加强了对我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从江西前线抽调85师开赴鄂西利川一线“进剿”红军。
敌85师约4000人，有步马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30余挺，迫击炮6门，是一支北方部队，战斗力较强，同红军打仗有一定经验。敌师长谢彬曾经吹嘘说：“我的部队从来没有吃过败仗，在江西剿匪时就是‘铁军’”。
但贺老总认为，敌85师此次孤军深入鄂西，存在不明地形和北兵不适南战诸弱点。贺老总在对敌85师进行全面具体分析时指出：“敌85师声称打遍江西，骄傲轻敌，但他们新到鄂西，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又没有山区作战经验。而鄂西之敌则分守在几个县境的集镇上，相互间间隙很大，利于我军出入，敌支援困难。只要我军进行周密的部署，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卡住山头，埋伏好，不暴露，打胜仗就有把握。”
贺老总说完这番话后，眉宇间露出严肃的神情，接着郑重地提醒大家：“敌85师是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结束后调来的，他们人数比我们多，有9个团，都是北方兵，比较能打。师长谢彬我认识他，这个家伙打仗有两手，可不是好惹的。我们决不能轻敌。”
贺老总停顿了一下，满满地装上一袋旱烟，美滋滋地吸上一口，然后大手用力一劈，断然说道：“这次我们是在敌人心脏里捉王八，一定要沉着，发扬勇猛顽强的作风，吃掉这股‘铁军’”！
8月3日晨，敌85师奉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之命，正向宣恩李家河急行军。就在这天拂晓，我军主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从高罗、李家河之间楔入敌纵深，然后沿山间小径向西急进。不久便抢先赶到敌85师必经之地板栗园东侧的利福田。贺老总的指挥部就设在利福田以东偏北的安家坡山上。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战场。
利福田是一条长10余里、宽不足1里的狭长山谷，北侧山高林密，利于部队隐蔽；南侧陡壁悬崖，难于攀登，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
这天下午，敌进至板栗园休息。由于我军隐蔽得好，又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配合，敌未能发现我军的行动。因此，敌人在戒备松懈的状态下，于中午抵达安家坡，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
这时，贺老总站在安家坡指挥部里，像一头下山的雄狮，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猎物。过了一会儿，他点燃了大烟斗里的叶子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摸了摸上唇的一绺浓须，随即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经过近2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全歼敌85师师部、两个团又一个营，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辎重，赢得了我军战史上空前辉煌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敌85师师长谢彬的尸体被俘虏抬了过来。贺老总轻蔑地把这个所谓“铁元帅”仔细审视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卫生部长贺彪风趣地说：“尸体千万不能让他腐坏，我们要设法把这个礼物完完整整地送还给蒋总裁！”在场的同志们听了贺老总这一番幽默的话语，全都开怀放声大笑起来。
板栗园大捷之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贺老总和任弼时、王震、肖克等红军首长一道，率领红二、六军团向西挺进，从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作者简介：
胡飞扬，笔名啸天野，湖北利川人，现为湖北恩施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共利川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作家，文史研究专家，曾赴新加坡工商教育学院培训，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国文艺家协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等9家省级、国家级协会会员；系多家报刊特约记者或专栏作家，已发表或出版各类作品300余万字，其中《惊天巨骗》、《天堂在哪里》、《铁流九千里》、《谁主沉浮》、《洗钱》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作有一定影响。
同川，不会忘记！
孙梦秋
有许多人叹息，财产太少，生活的圈子太小，房间太小，活动的范围太小，日子太单调。他们对眼前的生活不满意，渴望着梦想中的一切美好。他们忘了，广阔的生活不在于眼前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于够从小天地中创造广阔的境界。
——题记
站在同川利民果汁加工厂的院子里，举目远眺，黄土塬沟壑之间，东社镇并不繁华的街道尽收眼底。四月的风在街巷之间鼓荡盘旋，带着梨花芬芳的香味儿，在空气中弥散。
街上很安静。太阳的光温暖而明亮，照耀着错落的房屋和纵横的街道。镇街外不远处，同川河的河床裸露着，河心的一股清流，汩汩汤汤，若沧浪之水，不舍昼夜，流过镇街、拱桥、山塬、田地，流淌在同川数万子民的心里……
可别小看了这股水，她养育了同川河流域数万人民，浇灌出丰收的庄稼和甘甜的果园。老县长樊存伟说，“我们同川出人才！徐向前是我们这儿的，薄一波是我们这儿的，续范亭也是我们这儿的！我们同川呀，山好，水好，人也好！”
是啊！山好，水好，人也好！人杰地灵啊！我重复着他的话。
这是公元201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从很远的地方第11次到同川看望他。自从2004年秋天我读完《山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第一次被他的精神感染、震撼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舟车劳顿，空中颠簸，向着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而去，那里是樊存伟的家乡——山西省原平市东社镇东山底村，有时候，每年两次或者三次去看望他！
“人杰地灵要算老县长一个！眼下在同川，怕是没有人能比他的威望高了！”果汁厂负责人之一老郝接着我的话说。“同川这么多有钱人，没有谁想着给老百姓办个甚好事！老县长没有钱，可就他想着了，办着了。”
指着不远处山塬根下的一群人，老郝说，“看见了吗？就是那股水，从地下冒出来的天然矿泉水，多少年了，一直就这样流着，洗个衣服淘个菜，白白糟蹋了一股好水。老县长有眼光，要利用它生产天然矿泉水。”
顺着老郝指的方向望去，一群婆姨女子们在浣洗衣服，棒槌捶打衣服的声音铿锵悠扬，富有节奏，在山塬间回荡。浣衣者的说笑逗骂在风中隐隐约约，不甚清晰。塬坡上、崖头上、树枝上，晾满了花花绿绿的衣物，在枯燥贫瘠的黄土高原苍茫枯黄的背景上，像一群翩然飘落的蝴蝶，或静静地伏地憩息，或翩翩鼓翼于崖头枝间。
“五台山佛水！”樊存伟插话说。“这个牌子很响亮！”他摸索着文件包，翻出来一份化验报告递给我，说：“我们已经化验过了，也立过项了。水质相当好，我在上海已经预定了一条生产线，引水管道也铺到车间里了。”
“是叫五台山佛水好？还是叫五台山圣水好？”老县长问我。
“佛水圣水好像都与宗教有些关系，应该问问宗教部门有没有啥规定，能不能叫。”我说。
“宗教部门很支持，能叫！”老县长语气坚定。
老郝指了指老县长，笑着说，“老县长办事，再难办也要办成功。这些年他给我们办了多少好事情，修路、栽树、引自来水、办果汁厂……七十多岁的老汉了，跑太原，上北京，还到华西村取经、到香港引资，都是花自己的钱，给大家伙办事。这样的老干部我这辈子亲眼见到的，只有他一个！”
“我把老伴存了一辈子的工资都花啦，现在还落下一屁股债！老伴好几年不原谅我！还在桌子上写个条子埋怨我，骂了我咧！”老县长笑了，笑容里含着羞涩。
“后来，她想通啦！”他补充道。
停顿了一下，他有些忧伤，语气沉重地说：“她现在身体不好，住了两回医院啦，开刀也开过两回啦！我也没时间多陪陪她。”
其实，我知道老伴并不如他说的那样真正想通啦！他的老伴郝阿姨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退休之前是岢岚县某单位职工。她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人，对老汉天天东奔西跑不落家有些意见，也担心老汉的身体！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啦，耳朵有些背，腿脚也有些硬了，走路不太灵便。她心疼他，可是又没办法说服他。她在电话里“埋怨”说：“跟他过日子，心肝天天都提在嗓子眼眼上咧！你说说看，他七十五岁的人咧，能这样干？”
我无言以对。
是啊，七十多岁的人了，县处级干部的退休工资也不低，本应该安享晚年的，却怎么把日子过得比年轻人还紧张，还有压力？整天东奔西忙，让老伴儿女跟着操心，还落了一屁股债！
我在心里默默地回想着八年来与老县长的“忘年交”友谊，心底生出无限的感慨，无比的敬佩！我思忖，在今天的环境中，像老县长这样的老干部还有多少呢？跟杨善洲一样，他们都恪守老一辈共产党员坚定而纯洁的信仰，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朴素高尚的道德情操，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多年来所做的一件一件事情，我大概不会相信，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会有他这样的人！是他，他们，让深受他们精神熏陶的人们坚信，写在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那些党员、烈士、英模，绝不是文学虚构，也不是过眼云烟，而是历史天空下一座座屹立不倒的山峰，标示着生命的海拔和信念的高度！同样是他们，不，对我而言应该说是他，樊存伟，一个退休的老书记、老县长、老党员，在八年的时间里用自己的行动，让我坚信，即使在物欲横流红尘滚滚的时代里，依然有永不变色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旗帜永远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永远是为人民而飘扬的！！
从县官到羊倌，官越做越小，人越做越大
在忻州市，樊存伟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在出租车上谈天，一提起他，司机说；“老汉不简单，给他们村办了好些事情！”
跟老干部们聊天，一提起樊存伟，大多数人说：“哎呀！那老汉才是真正的模范、榜样！”
到了同川河流域的原平市里，特别是在樊存伟的家乡，一提起他，乡亲们七嘴八舌，有的说：“哎呀！要是没有老县长，我们村的路还不知道甚时候能修通呢！”有人说“修路差一点把老县长的命给搭进去了呢！”还有人说，“没有他，自来水也进不了咱的家……”
当然，也有个别人不高兴，拉着个脸不说话，或者不知可否地笑笑，走了。
乍听之下，这些事情似乎都不大，琐碎，繁缛。仔细想想，这些琐碎繁缛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关系到千家万户？修一条连接村子与外界的水泥路；把自来水引进每家每户的院子里；绿化一下村外的荒山；组织农民办专业合作社；利用本地林果优势办个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如果让一个手握权柄的人来干，这些事情确实不算多难办的事情。但要一个无职无权、且已经年届七旬的退休老干部来做，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乡亲们眼里，樊存伟曾经当过大官，见过大世面。青年时代，他从原平农校毕业后，给地委书记当过秘书，是全地区闻名的大笔杆子。1976年到1979年，他担任中共保德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长）。那正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拐点时代，全国都在拨乱反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一切领域，都在结束计划经济时代。而与此同时，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大门，也正在徐徐开启……
樊存伟到保德县当县长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保德县“两派”矛盾依然尖锐，如何处理“两派”矛盾关系着全县的安定团结，也关系到新形势下中央政策的落实。文革期间，保德县的“两派”武斗在忻州地区赫赫有名。一派叫“101”，一派叫“红公鸡”。武斗中大概死伤100多人，当时的忻州地委派工作组去解决，虽然缓解了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樊存伟到任后，了解到“101”派的主要负责人是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骨干，老干部居多。“红公鸡”派以工人和青年学生为主。两派矛盾的焦点，一是文革期间吊打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二是在新的权力格局中两派的权力分配问题。了解到问题的根源之后，他果断采取措施，该伸张正气主持公道的，就光明正大地主持公道；该打击的就坚决打击。他准确地掌握政策，又灵活地结合实际，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使乱局很快得以扭转，他在保德县的工作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威望也一下子就上去了。
紧接着，他趁热打铁，狠抓水利建设和经济工作，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他离任时，“群众排了很长的队伍欢送他！这在保德县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引自《樊存伟传》）
调离保德后，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自愿报名援藏，被组织委派到西藏自治区安多县担任县委书记。到任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身体适应不了高原气候，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他生病了，且危在旦夕，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在这种情况下，那曲地委组织部批准他回内地治病，并安排安多县委公交科长李发盛护送他回来。半年之后，病情好转，他向那曲地委写信要求回去工作，但是，地委组织部和地委书记却要他安心等候调度。
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降临了。在等候调度的一段时间内，他听到了各种流言蜚语。有人说他“怕吃苦，偷跑回来的！”有人说他“装病跑回来的……”他气愤，苦闷，却无处说理。他回内地治病有组织批示，有专人护送，咋会变成“偷跑回来的”？医院下的有病危通知书，咋就变成了“装病”？病好了，他第二次要求进藏工作，咋就变成了“怕吃苦”？
他到忻州地委组织部去找领导申诉，领导一句话就让他愣了。领导说：“存伟呀，你是不是比刘少奇、彭德怀还冤枉呀！”他想，也是，怎么着自己也没有李少奇、彭德怀冤枉呀！
组织部领导了解他，知道他不是“怕吃苦”，不是“偷跑回来的”，知道他是被冤枉了！但是，囿于当时的某些情况，也没有办法帮他。只好劝他说：“刘少奇被冤枉了，不是还有平反的时候吗？真正的党员干部在哪都是一块好钢！都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就这样，这个当过县委书记、县长的正县级干部，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就被不明不白地安排到副县级的职位上，当了岢岚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并在此职位上提前退休。
告“老”还乡，解甲归田。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们，大多是一件风光而惬意的事情。可是，于他而言，实在是无言的苦涩。他忍辱负重，回到了同川河流域，回到了露头山下生养他的东山底村。
光秃秃的露头山，在晋北黄土高原苦焦的土地上耸立着，岁岁年年。酷烈的旱风刮过，蔫了吧唧的庄稼东摇西晃。几只羊又脏又瘦，白毛变成了花毛，有气无力地哀哀叫着，低头啃几口草根，抬头寻找着水源，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哀伤。
村庄还是那样的贫瘠。除了少数几户人家因为出门倒腾生意而盖起了新房，大部分人家依然褴褛，依然贫瘠。
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很难受。
他当过领导干部，知道榜样示范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他想，人家不是说咱怕吃苦吗？咱就先做个榜样吧，给人家看看咱是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
不几天，村里人发现，这个昔日的“县太爷”，见过大世面的“大县长、老书记”，眨眼从县官变成了羊倌！
人们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