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关注差异及其制约性和结果，我们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可以加以利用。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这一点。在美国民间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传闻，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对着干。如果一个学者满足于简单地说，这些差异太奇异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去了解这样的民族，那么，这一对于差异的成见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地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把差异当作优势而不是劣势，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家做得都好。表象离奇的习俗和种族最能引起他强烈的注意。对部落生活方式的一切，都不会想当然，这使他不仅关注少数一些挑选出来的事例，而且关注全部。在研究西方国家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训练，他就会对某个习俗的整体性视而不见。他会如此地想当然，以至于不会去探索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习惯，也不会去探索所有那些被家庭成员普遍接受的、关于家庭事务的裁决。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大屏幕上，这些习惯和裁决会被大面积地投射放映，它们对该民族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外交官签订条约的作用。
人类学家必须改善研究日常琐事的手段，因为在他研究的部落里，那些平常琐事与他自己社会的琐事迥然不同。当他力图去理解某个部落的极端的恶毒或另一个部落的极端的胆怯时，当他力图描绘出他们在某个特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和感受方式时，他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于观察和细节。在文明国家，这些观察和细节不会经常被注意到。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它们很重要，并且也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会把它们挖掘出来。
在日本研究方面我们不妨一试。因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某个民族生活中带有强烈人性色彩的日常琐事时，我们才会在很大程度上赏识人类学家的这一假定，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前沿的国家中，人类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一个人的行为或想法无论有多么怪异，他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跟他的经验有一定的关联。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越是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存在着某种使这样的奇怪行为得以发生的平常条件。假如这一探询把我带入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那正是人们学习的途径。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一开始还有这样的一个假定，即最孤立的行为相互之间也有某种系统性的关联。我曾经认真研究过把数以百计的细节纳入几种普泛模式的途径。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做出某种规划，这种规划会成为支持人们在遭遇并评估某些情形时所采取的方法。在那个社会中，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作全世界的基础要素。无论多么困难重重，他们都会整合这些方法。人一旦接受了一套价值观念，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生活，就无法根据一套相反的价值观念思考和行动，那是一种被隔离的生活状态，无法长久维持而又不招致失效和混乱。他们力图获取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装备某种共同的理论和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需要的，否则整个局面就会崩盘。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相互勾连，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出现得更快些，并且使其他领域屈从于很大的压力。不过，压力本身来自对一致性的需要。在史前社会，人们就追逐控制他人的权力，这种权力意志在宗教活动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与其他部落交流中的表现。文明国家拥有古老的书面经文，在这些国家，教会必然会保留过去数百年的习语，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某些领域，公众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教会就放弃了与之相左的权威。词语保留了下来，但意义却改变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待在由堤坝拦起来而互不掺杂的小池塘里，而是溢出了各自圈定的边界，不可避免地相互掺杂。因为这一切总是如此，所以，一名学者越是在表面上把他的观察力分散到经济、性和宗教以及婴孩抚养等领域，他就越能跟踪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发生的事情，越能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有益的假说并得到有利的数据。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用政治、经济还是伦理的术语提出要求，他都能进行观察；他还会观察人们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东西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学得的。因此，本书并不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或经济生活或政治或家庭状况。我所考察的，是日本人在生活举止上的一些先入之见。无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我所描写的是这些先入之见自身所表露的情形。本书所论述的是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的诸多因素。
20世纪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怀有一些模糊的、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在讨论日本之成为日本人的国家时如此，而且在讨论美国之成为美国人的国家、法兰西之成为法国人的国家和苏联之成为俄国人的国家时，莫不如此。由于缺乏这一认识，每一个国家都误解别的国家。有时只是兄弟之间的小麻烦，我们却担心是不可调解的分歧。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一整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他们所构想的行动方针与我们所认为的截然不同，而我们还在谈与他们的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弄明白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到底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就有可能发现，那套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而已。
完全依赖于一个民族自己所说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力图说明那个民族，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民族用来观看生活的眼光与另一个民族所用的不一样，而且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用来观察的眼睛的存在。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聚焦和透视的诸般诀窍使一个民族拥有全民族的生活景观，对那个民族来说，这些场景似乎都是上帝做出的安排。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指望那个戴眼镜的人会知道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任何国家会分析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当我们想要了解眼球的情况时，我们会找来一位眼科大夫，给他验明镜片度数，写出我们带给他的任何眼球的规格。有朝一日，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承认：分析当今世界的国家，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
这项工作既需要某种程度的硬心肠，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慷慨。有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会指责那种硬心肠。这些“同一世界”的拥趸者们打赌似的发愿，要让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相信：东方和西方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表面上的，事实上整个人类的心理都相差无几。这一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一旦相信这一观点，就不能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则有美国人的？有时，软心肠的人们似乎认为，除非世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由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否则出于良好愿望的说教无从说起。但是，要求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如同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自己一模一样，是神经质的表现。硬心肠的人们满不在乎地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容得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从头到尾都是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在同样的条件下，法国和日本也可以如此。差异就是悬在世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于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的学者来说，试图通过外力干预来阻止这样的人生态度走向成熟，显得很荒唐。他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持有这样的立场，他就是使世界凝固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帮凶。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停止发展。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英国的特征。正是因为英国人如此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人，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心态会宣称自己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只有当人们足够坚定地深信自己需要非常宽容时，比较宗教研究才会有所繁荣。研究者可能是基督徒或阿拉伯的专家或不信教者，但他们不会是狂热分子。当人们太注意防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他们而言那种方式似乎就是世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比较文化研究也不可能繁荣。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越了解，他们就越爱自己的文化。他们让自己断然放弃那令人愉悦而且丰富的经历。他们是如此防备，以至于只有一种选择，即要求其他国家接纳他们特有的解决方法。作为美国人，他们把自己偏爱的原则强加于所有的国家。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无法学会用12进位制代替10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像东非的某些土著那样用一只脚站着休息。
本书论述的是日本人预期的和想当然的习惯、任何日本人指望别人帮助或不指望的情景。他们何时感到羞愧，何时感到尴尬，他们的自我要求是什么。本书中任何陈述的理想评判者是引车卖浆者流，即普通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置身于我所描述的每一种特殊情境，而是意味着他们会承认在那些情形下他们的言行就是那样的。这样的研究目的是要描写那些深埋在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态度，哪怕达不到目标，这也是本人的理想所在。
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很快就得到这样的观点：你可以拿出证据说你调查了大量的人，但你并不就能得到更多的证据。比如，谁对谁，以及何时鞠躬，就不需要对整个日本做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告诉你那些公认的、习惯性的情境，经过几轮确认之后，就不需要再从上百万的日本人那儿获取同样的信息。
日本人是靠一些先入之见来营造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力图挖掘这些先入之见的学者面临一个比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更加艰难的任务。我们要求他说明，这些被公认的活动和判断是如何成为他观察人生的镜头的。他得阐述日本人的先入之见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点和视角的。他得力图说得让美国人明白，要知道，美国人是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生活的。在这一分析工作中，权威的法官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即“任何普通人”。因为“田中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先入之见说清楚，对他而言，那些写给美国人看的阐释毫无疑问是极为吃力的。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时，并不经常打算研究文明化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那些前提。大多数研究者都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忙于研究观念和行为的“散布情况”，他们常用的手段是统计。他们把大量调查材料、问卷答案或访谈问答、心理测试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交给统计学分析，然后努力推演出某些事实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在舆论调查领域，有效的手段是：通过科学选出的抽样调查的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测验。这种手段在美国已经高度完善。通过这一手段，我们能够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共职位的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我们可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如乡村的或城市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共和党的或民主党的。在一个凡事都要投票决定的国家，法律是由人民代表制定并实施的，所以，这样的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的事情进行民意调查，并理解调查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没有人会注意它：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为那种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民意调查结果只是在我们业已知道的东西之上再多告诉我们一些而已。我们力图理解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对人的习惯和成见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研究，然后民意调查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我们能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否则抽样调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人们的国家观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各个派别在大街上或国会里争论的是什么。较之党派力量的数字，国民关于政府的先入之见具有更加普遍而长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几乎必定被认为都是邪恶的，因为它限制个人的自由。除了在战时，政府职位不会给一个人带来私营企业里同等工作所带来的那种身份。这一国家观念迥异于日本，甚至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的观念体现于他们的社会习俗、他们关于国家历史的神话，以及他们在全国性节日上的演说。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研究，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系统的研究。
关于生活，任何民族都形成过一些基本的先入之见，而且任何民族都认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先入之见和解决方法。在选举中，我们会聚精会神、细致入微地搞明白人口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投了赞成票或反对票。我们在做研究时，同样要聚精会神、细致入微。日本人的基本的先入之见很值得我们探讨。当然，我发现，一旦我们明白了西方人的先入之见不符合他们的人生观，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日常行为中的许多矛盾便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自己为何会把某些剧烈摇摆的行为看作是某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体系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以全力说明此间的原因。当我跟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开始用的一些习语和概念让我感到奇怪，但后来证明，那些习语和概念具有很丰富的含义，而且充满了长年累月积累的情感。与一般西方人所理解的美德和邪恶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不同，这一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包含着日本的强势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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