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是保证自己名声不被玷污的义务。这是一系列美德——对于西方人来说，有些是相互矛盾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完全是统一的，因为这些义务不是之前所受好处的回报，在“恩”这个范畴之外。这是保护自己名声的行为，不涉及之前受恩于别人的问题。因此，它们包括：维护“各就其位”的各种礼仪要求，痛苦时表现出来的忍耐，在专业上、技能上对自己名声的保护。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也需要人付诸行动，去消除污点或侮辱；污点会弄脏人的好名声，所以应该清除掉。对恶意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可能都是必需的，在这两种极端行为之间，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做法。但是，对任何危及自己名声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轻松地耸耸肩就算了的。
关于我在这里所说的“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日本人没有一个唯一的说法。他们只是把它简单地说成是“恩”这个范畴之外的“义务”。这是分类的基础，并不是说对社会的情义就是回报别人的好意的义务，也不是说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就明显包括复仇。西方语言把它们分成相互对立的两类，即报答和报复，但这不会给日本人留下什么印象。一个人对别人的善意会有所反应，对别人的嘲笑或恶意也会有所反应；这都是他的习惯。他的美德为什么不应该包括这种习惯呢？
在日本，是包括的。一个好人对伤害会有强烈的感受，对他所受到的好处会有同样强烈的感受。无论是报答还是报复，都是美德。日本人不像我们，他们不把两者分开，然后把一种叫作侵犯，把另一种叫作非侵犯。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情义圈”之外，才有侵犯；只要某人是在维护情义，在清洗污名，就没有侵犯的罪行，他是在平账。他们说，只要侮辱或污蔑或失败没有受到报复或清除，“这世道就不正”。好人应该努力使世界再度回到平衡状态。这是美德，不是罪恶。在日本，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在语言上与“感谢”和“忠诚”连在一起，即便如此，在欧洲的一些历史阶段，它也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曾经盛极一时。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西班牙的勇敢”和德国的“名誉”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在100年前的欧洲，跟它很相像的某种东西成了决斗的基础。清除自己名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国家，只要这种美德占据着支配地位，那么其核心含义总是：超越任何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献出多少，他的美德就有多高。这是它成为道德的定义的一部分，有了它，这些国家就有理由声明：他们总是提倡“精神”价值。它当然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物质损失，很难以利害得失来衡量。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着的是要命的竞争和公开的敌对，与这种荣誉观恰成鲜明对照。在美国，在某种政治或金钱交易中，任何控制手段可能都不会被禁止；但是，为了得到或控制某项物质利益，就要发生战争。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在肯塔基山区民众的争斗中，荣誉的习俗才会盛行，才会陷入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范畴。
在任何文化中，对自己名声的“情义”都会伴随敌对与观望；然而，它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美德，不是所谓的东方特质。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情义”，暹罗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认为，谁要是对这样的伤害和诽谤如此敏感，谁就是“小人”——道德上的矮子。在日本，它是高贵理想的一部分，但在中国，根本不是。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如果突然使用暴力，那他就有错，哪怕他是因为受到伤害而实施报复，滥用暴力也不会成为正当行为。他们认为，如此敏感是相当可笑的。他们不会下决心通过做出各种各样善良而伟大的举动，来证明诽谤是无稽之谈，那不是他们应付污蔑的方式。在暹罗人心里，根本不存在这种对伤害的敏感。与中国人相似，他们会着重让恶意诽谤者显得滑稽好笑，而不会想象他们的荣誉曾受到损害。他们说“暴露对手及其残忍本性的最好办法，是让着他”。
在日本，所有非侵犯性的德行都被包含在“情义”的范畴中，如果不把这些德行放在上下文中进行讨论，那么，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含义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报复只是它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涉及的一种德行，它还包括许多安静的、克制的习惯。有自重心的日本人都需要自我克制，这种斯多葛主义的行为准则也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时不可以大声哭叫，男人应该战胜痛苦和危险。当洪水冲向村子时，每个有自重心的人都会收拾起他要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去寻找高一点的地方。没有大哭大叫，没有跑来跑去，也没有惊慌失措。在赤道暴风雨像飓风一样袭来时，人们也是这样自我克制。在日本，这样的行为是一个人尊重自己的一种表现，哪怕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重是不要求自我克制的。在日本，自我克制中还有“高贵义务”的含义，所以，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普通人的要多；而德行的要求相对平民就没那么高，但仍是各个阶层的生活准则。如果对武士的最高要求是战胜身体的疼痛，那么对普通人的最高要求就是忍受武士的武装侵犯。
关于武士的吃苦耐劳，有一些著名的故事。他们被禁止喊饿，饿死事小，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也要装出一副刚刚吃过的样子，必须用牙签剔牙。谚语说“小鸟为食而鸣，而武士只有牙签。”在二战中，这句话成了军中士兵的格言。武士们也不应屈服于痛苦。日本人的态度有点像那个少年士兵对拿破仑的反驳：“受伤了吗？不，大人，我被杀了。”武士不应流露出任何痛苦的神色，直到倒毙。他必须忍受痛苦，决不退缩。据说，胜伯爵（死于1899年）在小的时候，睾丸曾被狗咬破。他出生于武士家庭，但他家那时已经沉沦到了以乞讨为生的地步。在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父亲用一把刀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叫出声来，我就杀了你，这样的话，你至少不会感到羞愧。”
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跟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保持一致。如果他没有履行这项“情义”，他就没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德川时代，这意味着：他要遵守一套限制他花费的详细规定，把这套规定看作是他的自重的组成部分。他的一切，从衣着到财物到用品，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定。对这些按照世袭的阶级地位规定人的一切的法令，美国人的内心会感到震惊。在美国，自重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紧密相连，而那些限制人花费的固定法律与我们社会的基础格格不入。德川时代的法律会让我们感到惊恐，因为它们规定，某个阶层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这么样的一个洋娃娃，而另一个阶层的农民则可以买一个不同的洋娃娃。然而，在美国，我们会采用另一套交易法，不过，结果是一样的。我们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工厂主的孩子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玉米棒做的洋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不同的人收入不同，并认为这是正当的。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中，赚取高薪是自重的表现。如果购买不同的洋娃娃取决于收入的高低，那就不会对我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任何冲击。富裕起来的人给孩子们买的是比较好的洋娃娃。在日本，致富者往往会受到怀疑，享受不到相当的社会地位。哪怕是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把自重寄托于对等级制惯例的遵守。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中，法国人德·托克维尔指出，这一德行与美国不同。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他自己生于18世纪的法国，所以，尽管他曾对美国的平等主义给予慷慨的赞词，但他了解并热爱的还是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他说，尽管美国有种种优点，但缺乏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包括采取适当的姿态，不卑不亢。无论是农夫，还是王子，都可如此。”德·托克维尔是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即阶级区分本身并不让人觉得丢脸。
在今天，我们有条件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的研究；所以，大家认为，对“真正的高贵”这个说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他们对“丢脸”一词的定义也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定义。现在，有些美国人叫嚣说，直到我们把平等主义强加到日本人头上，我们才能让他们享有自重；但是，这种说法带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如他们所说，如果他们想要给日本人的，是一个自重的日本，那么，他们就得承认日本人的自重的基础。我们可以承认，正如托克维尔所做的，那种所谓的贵族式的“真正的高贵”正在从现代社会中消失；我们相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美好的高贵。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也会在日本发生。同时，日本将不得不在今天重建其自重，在她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她将不得不以她自己的方式净化自己。
除了那些分内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也意味着要履行许多别的义务。当某人借钱时，可能会以他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发誓。上一代日本人往往这样发誓：“如果我不还这笔钱，我愿意被公众嘲笑。”假如他真的没还，他也不会真的成为笑柄；因为，在日本，压根儿没有被公众嘲笑这回事。不过，在新年来临之际，债务必须偿还，因破产而还不起债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骂名”。在今天的除夕之夜，依然会有一些人自杀，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
所有各种工作上的义务也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有关。当某些特殊的环境因素把人带入公众的视野，他可能就会受到大家的批评；这时日本人的要求往往会显得很奇怪。例如，有大量小学校长仅仅因为学校失火而自杀——那火灾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被天皇的画像给吓的，那种画像张挂在每所学校。为了抢救天皇画像，老师们会冲入已经烧起来的学校，甚至有因此而被烧死的。他们以死表明，他们是多么看重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和对天皇的“忠诚”。还有许多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有些人在仪式性的公共场合，在朗读天皇的诏书时，无论那是关于教育的还是关于军事的，会因为偶尔念错而内疚，从而以自杀来洗刷自己的名声。就在当今天皇统治时期，有一个人因为一不留意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裕仁”——那是天皇的御名，别的任何日本人都不准用——就自杀了，并杀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要求很高，但是不需要用我们美国人心目中的高水平的专业水准来维持这份“情义”。教师们说：“作为一名教师，我无法漠视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知道某只青蛙属于哪一类，他也要装作知道。哪怕他自己的英语只有几年的学校教育基础，而他恰恰教的是英语，他也绝对不会承认任何别人有能力来改正他的错误。“一名教师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就是专门指的这类自卫机制。商人也有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资产已经耗尽，或者他为自己的公司所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由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外交官不会承认自己策略的失败。在所有这些“情义”的用法中，人和工作被完全等同起来了，对他的行为和能力的任何批评，都自动会成为对他本人的批评。
这就是日本人对失败和不足所导致的失去名誉的反应，在美国，这样的反应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会因为被诽谤而气得发狂，但是，我们很少会像日本人那样地自卫。如果一个美国教师不知道一只青蛙属于哪一类，他会认为，较之不懂装懂，承认不懂是更好的做法，尽管他可能也会屈服于掩饰自己的无知的诱惑。如果一个美国商人对自己所推行的策略不满意，他会认为，他可以推出一项新的别样的指令。他不会做如是想，他保持自重的条件不在于坚持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该辞职乃至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自卫机制已经深入人心。不要当面过多地说某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礼节，也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在某人败给别人的情况下，这种敏感尤为显著。他之所以失败，可能只是因为对方被认为更适合某一份工作，或者他自己在竞争考试中落选。他会为这样的失败“背负耻辱的名声”。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耻辱会强烈地激励他加倍努力，但在许多别的情况下，会危险地让他气馁。他会失去信心，变得忧郁或愤怒或忧愤交加。这会使他放弃努力。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人要认识到，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竞争能取得社会所需要的效果，而在日本，不会有那种效果。我们认为“竞争”是“一件好事”，以至于强烈地依赖它。心理测试表明，竞争能促使我们尽力工作，在竞争的激发下，我们会表现得越来越好。在有竞争者存在时，我们的工作成绩会很出色；当我们被要求独立做某件事情时，就可能达不到那样的成绩。然而，在日本，测试的结果正好与之相反。在儿童期结束之后，尤其如此；因为，跟成人相比，日本的儿童更喜欢竞争，对竞争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然而，青壮年的竞争表现就差多了。日本人在独自工作时，会进展很好，错误减少，而且速度很快；一旦引入竞争者，他们就会开始犯错，进度也会急剧慢下来。当他们拿自己的成绩进行纵向比较，而不是拿别人的成绩与自己的进行横向比较时，他们会做得最好。对于竞争情景下自己同胞的这种差劲表现的原因，日本测试者们做出了准确的分析。他们说，当某项工作变得具有竞争性时，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能会失败的危险，于是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敏感地以为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他们转而会去注意自己与入侵者的关系，而不是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在这些测试中，被试学生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可能失败的名声的影响。正如教师或商人要对他们的职场名声担负起“情义”，学生们也会牢记自己对学生这一名声的“情义”。学生团队如果在竞赛中失败，也会因为这失败而感到耻辱，甚至达到自暴自弃的地步。划船运动员可能会一头倒下去，挨着船桨，兀自哀泣。失利的垒球队员们可能会挤作一团，放声大哭。在美国，我们会说他们是表现糟糕的失利者。我们的礼仪希冀失利者说胜利者的确比自己优秀，他们应当跟胜利者握手才对。无论我们多么讨厌自己被打败，我们都会蔑视那些因失败而发生情绪危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