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少年
辛亥革命前夕，在菲律宾第二大商业城市宿务，发生了一起广为流传的事件——华侨商人叶镇锥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被一些达官贵人认为是“叛逆”的举动，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叶镇锥不避睽睽众目，昂首散发，携着儿子叶渚沛漫步于闹市。儿子挺胸凸肚，为父亲感到骄傲。他觉得爸爸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叶镇锥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抛家舍业，追随孙中山先生四处奔波，为革命讲演、募捐，筹措经费，有时还抽调自家布店的资金支援革命，以致使布店倒闭。孙中山先生曾经亲自写一块匾额，赠送给叶镇锥，并将他的名字改称“叶独醒”，意思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来表彰他为革命做过的贡献。
为了使出生在国外的子女不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叶镇锥经常让他们轮流回家乡——福建厦门度暑假。叶渚沛8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家乡探亲。祖国壮丽的山川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他产生无限崇爱和依恋之情。
在返回菲律宾的船上，他问父亲：“祖国多好啊！咱们为啥还要到国外去？”
“是啊，祖国山好、物多、人也勤劳，可是政府腐败，近百年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才跑到南洋谋生的啊。”
“我们有几万万同胞，为什么不把帝国主义打跑呢？”
“打不过人家，人家有很厉害的兵舰、大炮。”
“我们为什么不制造？”
“我们没有炼钢厂，不会近代冶炼技术。”
父亲的回答使叶渚沛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压抑，他觉得好像有人欺侮了自己的母亲，心里蕴藏着愤恨的火焰。
第二天，他对父亲说：“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学习最好的炼钢技术，为祖国制造最厉害的大炮，一定把帝国主义打跑！”
1921年，19岁的叶渚沛读完中学，考上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矿冶专业。但是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父亲已无力供给他留学费用。叶渚沛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坚持学习。他常常是两片面包一杯水，紧紧腰带过一天。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后来，他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学校实验室当了一名实验助手，使他的生活稍有改善。随着生活的好转，他的求知欲望也愈来愈强。他不仅学习矿冶专业，还向化学、地质等其他领域拼命探求。他的这股拼劲，博得教授们的赞许，称他为“东亚醒狮”。当时某些西方人把旧中国比作“东亚睡狮”。意思是，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由于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愚昧无知，就像一头昏睡的狮子，毫不可畏，叶渚沛的行动，却使美国教授们感到“睡狮”即将觉醒。
叶老晚年回忆那段求学生活时说：“那时，的确像一头狮子，贪婪地吞食一切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一心想多学一些，学好一些，不管当时能否消化得了，贮存在脑子里，带回祖国总会有用的。”
为了民族的振兴
叶渚沛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几个著名科研机关和工厂里工作过8年。这8年中，他所追求的不是生活上的安逸和享乐，而是在世界第一流的大企业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富有实际经验的冶金专家。
1933年底，叶渚沛满怀“科学救国”的抱负，回到了祖国。国民党政府委任他为“国联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的化学专员，同时还授予他一张少将军衔的委任状。他满以为自己平生的夙愿可以实现了。时间不长，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卑劣行径打破了他的迷梦。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使他大失所望。在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的列车上，他把那张被有些人看得比黄金还贵重的委任状，给猫擦了粪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奋起抵抗，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这使叶渚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他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与敌寇浴血奋战的中华优秀儿女身上。他用自己的收入，资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利用自己的住宅，掩护被追捕的共产党员。
1938年初，叶渚沛跟随设计委员会来到武汉。3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两位外国人登门来访。一位是国际进步新闻工作者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尽艰险，几经周折，才踏上中国的国土。在旅途中，医疗器械全丢光了，旅费也用完了。
怎么办呢？艾黎带他找到老朋友叶渚沛。叶渚沛知道了他的来意之后，毫不犹豫地为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器械，送他登上去延安的旅程。临行时，白求恩一再道谢。叶渚沛拉着他的手说：“您来帮助我的祖国打仗，应该道谢的是我。”此后，他与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叶渚沛心灵的天平上，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政治态度也以此为依据。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进行新闻封锁；一面利用它的喉舌造谣中伤，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势下，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渠道，澄清事实真相。当时我们党和各国驻华使馆没有直接联系，于是派章汉夫同志去找叶渚沛，请他穿针引线。他慨然应允，为周恩来副主席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的会晤。几天之后，英国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次会晤的内容，使国民党新闻机构非常被动。后来，国民党特务嗅出痕迹，开始对叶渚沛注意起来。1944年，叶渚沛设法找到一个出国考察工业的机会，才摆脱了险境。
追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叶渚沛在联合国担任教科反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和经济事务部事务官。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像春风一样扑进他的心扉，他不顾上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绕道巴黎、日内瓦，直飞香港。
1950年初，这个出国5年的游子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总理像接待老朋友一样会见了他，并且立即委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顾问。1955年，中国科学院委派他负责筹建化工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他的平生抱负得以施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叶渚沛一心想用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造我国的冶炼系统，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面貌。那时候高压炉顶、高风温、高温度（简称“三高”）炼铁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等最新冶炼技术，刚刚崭露头角，叶渚沛就已经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从流体力学、传热、传质等基本原理的角度，对“三高”进行了精辟的论证，从而发展了高炉理论。他指出，一座400～600立方米的采用“三高”技术的高炉，产量将与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相近；也就是说，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而这种新型高炉还具有技术先进，灵活性大，原料、燃料适应性好，设备容易制造等优点，是大高炉不可比拟的。
1955年初，叶渚沛正式提出了采用“三高”炼铁的科学建议。它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立即批给实验经费，并要求有关部门为实验提供必要的物资条件。在冶金部的支持下叶渚沛和化工总冶金所的同志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了一座175立方米的“三高”实验炉。叶渚沛春风满面，喜气洋洋，白天谈高炉，夜里梦中也讲高炉，妻子说他患了“高炉热”。实际上，他的心比高炉还要“热”，实验炉寄托着他发展祖国冶金工业的希望。
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高炉并不“热”。实验原料和高炉修整都不能及时满足需要，一再拖延了实验时间。直到1961年，条件才稍有好转。这样，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有效时间，就获得初步成果。1965年，进行第二次实验，炉顶压力达到28千克/平方厘米，风温1250摄氏度，鼓风温度50～60克/立方米，利用系数为64吨/立方米·日。这些指标当时在世界上是先进的。
美国和日本做的类似的实验，都未超过这些指标。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三高”已经在国际上普遍应用，所达到的水平与这些指标也大体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