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播放后，引起热烈反响。人们还记得，第一集中有一位长相极像邓小平的老人，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他就是邓小平的胞弟邓垦。近期《服务导报》发表了丁正采访邓垦老人的文章，文中说，邓垦老人这次“破”了曾经在哥哥面前郑重许下的“不谈家事”的诺言，打开了话匣。本报摘其中几段，以飨读者：
勤奋好学有资料记载，母亲淡氏是大户人家的金闺，不仅会理家，而且还识字，是小平背诗认字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邓老说：这种说法不妥，母亲根本不识字，最有力的证据是今年95岁的大姐（现住成都）邓先烈至今一字不识。
小平是在本乡镇的小学读的初小，共4年。学校离家三华里。小平读书用功，背书、写字经常得到老师夸奖。那时老师批发学生作业，在写字本上将写的好字画上一个大红圈，学生们戏之为“大盐蛋”。临到午饭前，学生要领到写字本才能回家吃饭。小平得到的“大盐蛋”很多。每天中午放学回家，他总是举着画满红圈圈的写字本，让母亲看看又得了几个“大盐蛋”，母亲也总是高兴地给他煮一个鸡蛋作为鼓励。
小平在家乡的故事流传颇多。邓老对此的看法是因时间久远，无从查考，“就姑妄听之吧”。比如，邓家到小学的路上立有两块高3米、宽1米多的石碑，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这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当地老百姓对朝廷赐造的这两个石碑既敬畏又迷信，把它视为“神道碑”。走路时经过此地都小心谨慎、虔诚有加。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人敢走上前去摸它一摸。小平上学后，一天路过此地，忽然提出要爬上碑去坐它一坐。别的同学一听往后退，小平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先试试。”说着走向神道碑，爬到石龟上又打又闹。邓老说：“没有这种事。这两块碑不少人都摸过、爬过。我上小学时也摸过、爬过。”小平高小读了二年，毕业后考上了广安县立中等学校，但只读了一年不到便直接去了重庆，考取了当时由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法语预科学校。
小平当时只有15岁。他为什么不读完中学而去考那种法语预科呢？小平上中学时，一年要4块大洋学费，中学要住读，要交伙食费，这对母亲是极大压力。父亲在外面跑，打听到重庆有那么个预科班。他想，早点把孩子送出去，一让他见世面，学知识，将来有出息；二也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按照母亲的想法，小平是长子，不应该离开家里，而应该帮她把家撑起来。经过一番劝说，母亲勉强同意小平去外地求学。
这一走，却使得中国和世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邓小平！引导革命小平离开重庆到法国勤工俭学，早先同家里有通信联系，直到他参加旅欧少年中国，和周总理一起办《赤光》杂志，还把好几期《赤光》杂志寄给在县城读高小的大弟邓先修（即邓垦）。邓垦当时尚小，读不大懂。后来上初中、高中，邓垦就看得懂《赤光》杂志了，他说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老师”应是哥哥寄回来的《赤光》。当时学校闹学潮，他积极参加。记得有一年，家里接到小平寄回的一封信，大意说为了家里和他个人的安全，他以后不再给家里写信了。此后许多年便断了音讯。
1931年，邓垦在上海见到了哥哥。兄弟俩睽违已是13年。这段经过是：和小平一起去法国的共有3位广安协兴同乡，一位是小平的叔父，一位是和小平同辈的胡伦（明德）。胡伦也参加了革命，回国后在上海，同家里保持通信联系。据胡伦估计，小平可能就在上海，但由于当时环境，他们并未见过面。胡家把信里的意思告诉邓家，邓家一听又惊又喜。父母叫当时在成都读大学的邓垦，到上海去读书，顺便找找哥哥。邓垦到上海后，许久找不着哥哥的踪影，后来他登了一则广告，说他已到上海，正在找哥哥。大概是这则广告起了作用，阔别多年的哥哥找到了他窄小的临时住所。兄弟俩促膝交谈，邓垦流露了想参加革命队伍，却苦于找不到革命组织的想法。小平还是没有表露他自己的身份，停了一会，他告诉邓垦一个名字，此人是上海互济会的戴先生。邓垦从此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以后兄弟俩见面，也定在戴先生家。邓垦记得哥哥有一次带他去拜谒了不幸早逝的嫂子张锡缓墓，哥哥极爱嫂子，一见坟墓就颇动感情。
邓垦第二次见到哥哥是在1945年，是在党的“七大”以后。其时哥哥已是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政委，刚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时离第一次见面已有15年。
投身革命队伍的邓老始终认为，路要自己走，有什么样的能力吃什么样的饭，不能靠任何人帮助。这是他一生做人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