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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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遐·想(1)

博雅

德熙写信来,说吴征镒到北京了,希望我去他家聚一聚。我和吴征镒——按辈分我应当称他吴先生,但我们从前都称他为“吴老爷”,已经四十年不见了。他是研究植物的,现在是植物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们认识,却是因为唱曲子。在陶光(重华)的倡导下,云南大学组织了一个曲会。参加的是联大、云大的师生。有时还办“同期”,也有两校以外的曲友来一起唱。吴老爷是常到的。他唱老生,嗓子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苍劲饱满,富于感情。除了唱曲子,他还写诗,新诗旧诗都写。我们见面,谈了很多往事。我问他还写不写诗了,他说早不写了,没有时间。曲子是一直还唱的。我说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他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已经有好几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了,他都不太满意。这也难怪,采访他的人大都侧重在他研究植物学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大了解我们这位吴老爷的诗人气质。我说他的学术着作是“植物诗”,他没有反对。他说起陶光送给他的一副对联:

为有才华翻蕴藉

每于朴素见风流

这副对子很能道出吴征镒的品格。

西南联大的理工学院的教授兼能文事,——对文艺有兴趣,而且修养极高的,不乏其人。华罗庚先生善写散曲体的诗,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我在一家裱画店里看到一幅不大的银红蜡笺的单条,写的是极其秀雅流利的小楷。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走进去看了半天,一边感叹:现在能写这种文徵明体的小字的人,不多了。看了看落款,却是:赵九章!赵九章是地球物理专家,后来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真没想到,他还如此精于书法!

联大的学生也是如此。理工学院的学生大都看文学书。闻一多先生讲《古代神话》、罗膺中先生讲《杜诗》,大教室里里外外站了很多人听。他们很多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从工学院所在的拓东路,穿过一座昆明城,跑到“昆中北院”来,就为了听两节课!

有人问我:西南联大的学风有些什么特点,这不好回答,但有一点可以提一提:博、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学制,在中学就把学生分为文科、理科。这办法不一定好。

听说清华大学现在开了文学课,好!

一九八六年八月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孝大概是一种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思想。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中国人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总是不能忘记。父母养育儿女,也确实不容易。我有个朋友,父亲早丧,留下五个孩子,他的四个弟弟妹妹(他是老大),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有一次对孩子说:“你们都成人了,没有一个瘸的,一个瞎的,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的父亲!”听到母亲这样的话,孩子能够无动于衷么?中国纪念父母的散文特别的多,也非常感人。

欧阳修的《泷冈阡表》通过母亲的转述,表现出欧阳修父亲的人品道德,母亲对父亲的理解,在转述中也就表现出母亲本人的豁达贤惠。“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是真能对丈夫深知而笃信。“……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衿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这样的见识,真是少见,这是一位贤妻,一位良母,叫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东方的中国妇女。

归有光对母亲感情很深,常和妻子谈起母亲,“中夜与其妇泣,妇亦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世上有感情的人,都当与归有光同声一哭。

写父亲、母亲的散文的特点是平淡真挚,“无所衿饰”,不讲大道理,不慷慨激昂,也不装得很革命,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有些追忆父母的散文,其实不是在追忆父母,而是表现作者自己:“我很革命,我很优美”,这实在叫人反感。写纪念父母的散文只需画平常人,记平常事,说平常话。姚鼐《陈硕士尺牍》云:“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王世贞说归文“不事雕饰而自在风味”。王锡爵说归文“无意于感人,而欢娱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姚鼐说“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其实也不难,真,不做作。“五四”以来写亲子之情的散文颇不少,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得数朱自清的《背影》。朱先生师承的正是欧阳修、归有光的写法。中国散文,包括写父母的悼念性的文章,自二十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有一个断裂,其特点是作假。这亦散文之一厄。

造成断裂的更深刻的、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不断地搞运动,使人心变了,变得粗硬寡情了。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划清界限”,使亲子之情变得淡薄了,有时直如路人。更有甚者,变成仇敌,失去人性。

增强父母、儿女之间的感情,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是有好处的,必要的。从文学角度看,对继承欧阳修、归有光、朱自清的传统,是有好处的。继承欧、归、朱的传统的前提,是人性的回归。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

竹壳热水壶

这是一个可以入画的鞋匠。

我有一次拿了一只孩子的鞋去找他。他不在,可是他的摊子在。

他的摊子设在街道凹进去的一小块平地的南墙之下,旁边有一个自来水站——有时,他代管水站的龙头。他不在。他的摊子后面的墙上一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黄雀正在里面剔羽;一边挂着一个小木牌,黄纸黑字,干净鲜明:“××制鞋生产合作社第×服务站”。这个小木牌一定是他亲手粘好,亲手挂上去的,否则不会这样的平妥端正,这样挂的是地方。丰子恺先生曾经画过一幅画,画的正是这样一个鞋匠,挑了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一个鸟笼,题目是:“他的家属”。这是一幅人道主义的,看了使人悲哀的画。这个鞋匠叫人想起这幅画。但是这个鞋匠跟那个鞋匠不同,他是欢快的,他没有排解不去的忧愁。他没有在,他的摊子在。他的摊子,前面一箱子修好的鞋,放得整整齐齐的,后面一个马扎子。箱子上面压着一张字条:

“鞋匠回家吃饭去了,取鞋同志请自己捡出拿走。”

他不在,我坐在他的马扎子上掏出一根烟来抽——今天是星期天,请容许我有这点悠闲。

过了一会,他来了。我把鞋拿给他看:

“前面绽了线。”

“踢球踢的!明天取。”

“哎,不行,今天下午我要送他回托儿所!”

他想了一想,说:

“下午四点钟——过了四点我就不在了。”

这双鞋现在还穿在我儿子的脚上。

每次经过这里时我总要向他那里看看。

我从电车里看出去。他正在忙碌着,带着他那有条有理、从容不迫的神态。他放下手里的工作,欠起身来,从箱子旁边拿起一个竹壳热水壶,非常欣慰地、满足地,把水沏在一把瓷壶里。感谢你啊,制造竹壳热水壶的同志,感谢你造出这样轻便、经济,而且越来越精致好看的日用品,你不知道你给了人多少快乐,你给了他的,同时又给了我的。感谢我们这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一九五七年

跑警报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报”。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

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

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待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除此之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作“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纪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

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作“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