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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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忆·旧(4)

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烦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

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

一九八八年

老舍先生

北京东城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地,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

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

“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

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牌子叫“鹦哥调”,句尾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

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