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坐
46280200000002

第2章 忆·旧(1)

午门忆旧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午门是紫禁城总体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故宫的正门,是真正的“宫门”。进了天安门、端门,这只是宫廷的“前奏”,进了午门,才算是进了宫。有午门,没有午门,是不大一样的,没有午门,进天安门、端门,直接看到三大殿,就太敞了,好像一件衣裳没有领子。有午门当中一隔,后面是什么,都瞧不见,这才显得宫里神秘庄严,深不可测。

午门的建筑是很特别的。下面是一个凹形的城台。城台上正面是一座九间重檐庑殿顶的城楼;左右有重檐的方亭四座。城楼和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间,有廊庑相连属,稳重而不笨拙,玲珑而不纤巧,极有气派,俗称为“五凤楼”。在旧戏里,五凤楼成了皇宫的代称。

《草桥关》里姚期唱:“到来朝陪王在那五凤楼”,《珠帘寨》里程敬思唱道:“为千岁懒登五凤楼”,指的就是这里。实际上姚期和程敬思都是不会登上五凤楼的。楼不但大臣上不去,就是皇帝也很少上去。

午门有什么用呢?旧戏和评书里常有一句话:“推出午门斩首!”哪能呢!这是编戏编书的人想象出来的。午门的用处大致有这么三项:一是逢什么大典时,皇上登上城楼接见外国使节。曾见过一幅紫铜的版刻,刻的就是这一盛典。外国使节、满汉官员,分班肃立,极为隆重。其次是献俘。打了胜仗,要把俘虏(当然不是俘虏的全部,只是代表性的人物)押解到京城来。献俘本来应该在太庙,但据熟悉掌故的同志说,在午门。到时候皇上还要坐天城楼亲自过过目。究竟在哪里,余生也晚,未能亲历,只好存疑。第三,大概是午门最有历史意义,也最有戏剧性的,是在这里举行廷杖。廷杖,顾名思义,是在朝廷上受杖。不过把一位大臣按在太和殿上打屁股,也实在不太像样子,所以都在午门外举行。廷杖是对廷臣的酷刑。始于唐玄宗时,但是盛行似在明代。原来不过是“意思意思”。据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毛毡迭帕,示辱而已。”穿了厚棉裤,又垫着几层毡子,打起来想必不会太疼。但就这样也够呛,挨打以后,要“卧床数日,而后得愈”。正德初年,就脱了裤子,露出屁股挨打了。“遂有杖死者。”廷杖在午门外进行,抡杖的该是中行厂的锦衣卫。五凤楼下,血肉横飞,是何景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五凤楼就很少有人上去。“马道”的门锁着。民国以后,在这里建立了历史博物馆。据历史博物馆的老工友说,建馆后,曾经修缮过一次,从城楼的天花板上扫出了一些烧鸡骨头、桂元、荔枝皮壳。他们说,这是“飞贼”留下来的。北京的“飞贼”做了案,就到五凤楼天花板上藏着,谁也找不着——那倒是,谁能搜到这样的地方呢?老工友们说,“飞贼”用一根麻绳,一头系一个大铁钩,一甩麻绳,把铁钩搭一城垛子上,三把两把,就“就”上来了。这种情形,他们谁也不会见过,但是言之凿凿。这种燕子李三式的人物引起老工友们美丽的向往,因为他们都已经老了,而且有的已经半身不遂。

“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但是没有多少藏品,东边的马道里有两尊“将军炮”,是很大的铜炮,炮管有两丈多长。据说张勋复辟时曾起用过两尊将军炮,有的老工友说他还听到过军令:“传武威将军炮!”是谁传?张勋,还是张勋的对立面?说不清。马道拐角处有一架李大钊烈士就义的绞刑机。据说这架绞刑机是德国进口的,只用过一次。为什么要把这东西陈列在这里呢?我们在写说明卡片时,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

城楼(我们习惯叫做“正殿”)里保留了皇上的宝座。两边铁架子上挂着十多件袁世凯祭孔用的礼服,黑缎的面料,白领子,式样古怪,道袍不像道袍。这一套服装为什么陈列在这里,也莫名其妙。

四个方亭子陈列的都是没有多大价值,也不值什么钱的文物:

不知道来历的墓志、烧瘫在“匣”里的钧窑瓷碗、清代的“黄册”

(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册)、殿试的卷子、大臣的奏折等等。整天和一些文物打交道,日子过得倒是蛮清闲的。白天检查检查仓库,更换更换说明卡片,翻翻资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后,到左掖门外筒子河边看看算卦的算卦,——河边有好几个卦摊;看人叉鱼,——叉鱼的沿河走,捏着鱼叉,一叉下去,一条二尺来长的黑鱼就叉上来了。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在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别了午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到午门去看过,不知道午门现在是什么样子。

有一件事可以记一记。解放前一天,我们正准备迎接解放。来了一个人,说:“你们赶紧收拾收拾,我们还要办事呢!”他是想在午门上登基。这人是个疯子。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胡同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所取何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

(大酒缸二两一杯,叫作“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作“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作“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坡,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回。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长城漫忆

我的家乡是苏北,和长城距离很远,但是我小时候即对长城很有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常唱李叔同填词的那首歌: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长城给我一个很悲凉的印象。

到北京曾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一段长城是新修过的,砖石过于整齐,使我觉得是一个假古董。长城变成了游览区,非复本来面目。

一九五八年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这可真是出了长城了。

张家口一带农民把长城叫做“边墙”。我很喜欢这两个字。“边墙”者,防边之墙也。

长城内外各种方面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那样截然不同。

长城外的平均气温比关里要低几度。我们冬天在沙岭子野外劳动,那天降温到零下三十九度,生产队长敲钟叫大家赶快回去,再降下去要冻死人的。零下三十九度在坝上不算什么,但在边墙附近可就是奇寒了。长城外昼夜温差大,当地人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本是西北很多地方都有的俗谚,但是张家口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这样。再就是风大。有一天刮了一夜大风,山呼海啸。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果园去劳动,在地下捡了二三十只石鸡子。这些石鸡子是在水泥电线杆上撞死的。它们被狂风刮得晕头转向、乱扑乱撞,想必以为落到电线杆上就可以安全了。这一带还爱下雹子。“蛋打一条线”(张家口一带把雹子叫做“冷蛋”),远远看见雹子云黑压压齐齐地来了,不到一会儿:砰里叭啦,劈里卜碌!有一场雹子,把我们的已熟透的葡萄打得稀烂。一年的辛苦,全部泡汤(真是泡了汤)!

塞外无霜期短,但关里的农作物这里大都也能生长:稻粱菽麦黍稷。因为雨少,种麦多为“干寄子”,即把麦种先期下到地里等雨——“寄”字甚妙。为了争季节,有些地方种春小麦。春小麦可不好吃,蒸出馒头来发粘。坝下种莜麦的地方不多,坝上则主要的作物是莜麦。坝上土层薄,地块大,广种薄收。无水利灌溉,靠天收。如果一年下一点雨,打的莜麦可供河北省吃一年,故有人称坝上是“中国的乌克兰”。坝上的地块有多大?说是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牛去耕地,耕了一趟,回来时母牛带回一个小牛犊子,已经三岁了!

马牛羊鸡犬都有。坝上有的地方是半农半牧区。张北的张北马、短角牛都是有名的。长城外各村都养羊。一是为了吃肉,二是要羊皮。塞外人没有一件白茬老羊皮袄是过不了冬的。狗皮主要是为了做帽子。没有狐狸皮帽子的,戴了狗皮遮耳大三块瓦皮帽,也能顶得住无情的狂风。

塞外人的饮食结构和关里不同的是爱吃糕,吃莜面。“糕”是黄米面拍成烧饼大小的饼子,在涂了胡麻油的铛上烙熟。口外认为这是食物中的上品,经饿,“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白面饿断腰。”过去地主请工锄地,必要吃糕:“锄地不吃糕,锄了大大留小小!”张家口一带人吃莜面和山西雁北不同。雁北吃莜面只是蘸酸菜汤,加一点凉菜,张家口人则是蘸热的菜汤吃。锅里下一点油,把菜——土豆、西葫芦、疙瘩白切成块,哗啦一声倒在油锅里,这叫“下搭油”,盖盖闷熟后,再在菜面上浇一点油,叫做“上搭油”。

这一带人做菜用油很省。有农民见一个下放干部炒菜,往锅里倒了半碗油,说:“你用这么多的油,炒石子儿也是好吃的!”在烩菜里放几块羊肉,那就是过年了!

他们也知道吃野味。“鸽子肉、黄鼠”,这是人间美味。石鸡子、伯劳,是很容易捉到手,但是,虽然他们也说:“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他们对石鸡子之类的兴趣其实并不是很大,远不如来一碗口蘑炖羊肉“解恨”。

长城内外不缺水果。杏树很多,果大而味浓。宣化葡萄,历史最久,味道最佳。

长城对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边防的屏障,对于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中国完成统一,对民族心理凝聚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也有人说这使得我们的民族形成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造成文化的封闭乃至停滞,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我对这样深奥的问题没有研究过,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它是伟大的。

美国航天飞机的飞行员说过:在月球能看见地球上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长城是了不起的。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钓鱼台

我在钓鱼台西边住了好几年,不知道钓鱼台里面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