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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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闲·说(7)

我家在高邮北市口开了一爿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的,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水词”。老舍先生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吗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码子,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一百二十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方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干)。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而皆微扁。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蛋。

附带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很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

云南茶花

很多地方在选市花,这是好事。想一想十年大乱时期,公园都成了菜园,现在真是大不相同了。选市花,说明人们有了闲情逸致。人有闲情逸致,说明国运昌隆。

有些市的市民对市花有不同意见,一时定不下来。昆明的市花是不会有争议的。如果市民投票,一定会一致通过:茶花。几十年前昆明就选过一次(那时别的市还没有选举市花之风)。现在再选,还会维持原议。

云南茶花,——滇茶,久负盛名。

张岱《陶庵梦忆·逍遥楼》云:“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余年者。朱文懿公逍遥楼滇茶,为陈海樵先生手植,扶疏蓊翳,老而愈茂。诸文孙恐其力不胜葩,岁删其萼盈斛,然所遗落枝头,犹自燔山熠谷焉。”

鲁迅说张岱的文章每多夸张。这一篇看起来也像有些夸张,但并不,而且写得极好,得滇茶之神理。

昆明西山某寺有一棵大茶花。走进山门,越过站着四大金刚的门道,一抬头便看见通红的一大片。是得抬头的,因为茶花非常高大。大雄宝殿前的石坪是很大的,这棵茶花几乎占了石坪的一小半。

花皆如汤碗大,一朵一朵,像烧得炽旺的火球。张岱说滇茶“燔山熠谷”,是一点不错的。据说这棵茶花每年能开三百来朵。满树黑绿肥厚的大叶子衬托着,更显得热闹非常。这才真叫作大红大绿。这样的大红大绿显出一种强壮的生命力。华贵之极,却毫不俗气。这是一个夺人眼目的大景致。如果我的同乡人来看了,一定会大叫一声“乖乖咙的咚!”我不知道寺里的和尚是不是也“岁删其萼盈斛”,但是他们是怕这棵茶花负担不起这样多的大花的,便搭了一个杉木的架子,撑着四围的枝条。昆明茶花到处都有,而该寺的这一棵,大概要算最大的。

茶花的好处是花大,色浓,花期长,而树本极能耐久。西山某寺的茶花大概已经不止八十年了。

江西井冈山一带有一个风俗。人家生了孩子,孩子过周岁时,亲戚朋友送礼,礼物上都要放一枝带叶子的油茶。油茶常绿,越冬不凋,而且开了花就结果;茶果未摘,接着就开花。这是取一个吉兆,祝福这孩子活得像油茶一样强健。一个很美的风俗。我不知道油茶和山茶有没有亲属关系,我在思想上是把它们归为一类的。凡茶之类,都很能活。

中国是茶花的故乡。茶花分滇茶、浙茶。浙茶传到日本,又由日本传到美国。现在日本的浙茶比中国的好,美国的比日本的好。只有云南滇茶现在还是世界第一。

前几年,江西山里发现黄茶花,这是国宝。如果栽培成功,是可以换外汇的。

茶花女喜欢戴的是什么茶花?大概不是滇茶,滇茶太大。我想是浙茶。而且无端地觉得,是白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观音寺

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从前也许有过。西南联大有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办了一所中学。他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观音寺找了一处校址。这原是资源委员会存放汽油的仓库,废弃了。我找不到工作,闲着,跟当校长的同学说一声,就来了。这个汽油仓库有几间比较大的屋子,可以当教室,有几排房子可以当宿舍,倒也像那么一回事。房屋是简陋的,瓦顶、土墙,窗户上没有玻璃。——那些五十三加仑的汽油桶是不怕风雨的。没有玻璃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薪水,饿不死。

这地方是相当野的。我来的前一学期,有一天,薄暮,有一个赶马车的被人捅了一刀,——昆明市郊之间通马车,马车形制古朴,一个有篷的车厢,厢内两边各有一条木板,可以坐八个人,马车和身上的钱都被抢去了,他手里攥着一截突出来的肠子,一边走,一边还问人:“我这是什么?我这是什么?”

因此这个中学里有几个校警,还有两支老旧的七九步枪。

学校在一条不宽的公路边上,大门朝北。附近没有店铺,也不见有人家。西北围墙外是一个孤儿院。有二三十个孩子,都挺瘦。有一个管理员。这位管理员不常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很熟悉。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教这些孤儿唱戏。他大概是云南人,教唱的却是京戏。而且老是那一段:《武家坡》。他唱一句,孤儿们跟着唱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听了一年《武家坡》,听得人真想泪洒胸怀。

孤儿院的西边有一家小茶馆,卖清茶,葵花子,有时也有两块芙蓉糕。还卖市酒。昆明的白酒分升酒(玫瑰重升)和市酒。市酒是劣质白酒。

再往西去,有一个很奇怪的单位,叫作“灭虱站”。这还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是美国救济总署办的,专为国民党的士兵消灭虱子。

我们有时看见一队士兵开进大门,过了一会,在我们附近散了一会步之后,又看见他们开了出来。听说这些兵进去,脱光衣服,在身上和衣服上喷一种什么药粉,虱子就灭干净了。这有什么用呢?过几天他们还不是浑身又长出虱子来了么?

我们吃了午饭、晚饭常常出去散步。大门外公路对面是一大片农田。田里种的不是稻麦,却是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很好,浅黄色,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胡萝卜田是很好看的。胡萝卜叶子琐细,颜色浓绿,密密地,把地皮盖得严严的,说它是“堆锦积绣”,毫不为过。再往北,有一条水渠。渠里不常有水。渠沿两边长了很多木香花。开花的时候白灿灿的耀人眼目,香得不得了。

学校后面——南边是一片丘陵。山上有一口池塘。这池塘下面大概有泉眼,所以池水常满,很干净。这样的池塘按云南人的习惯应该叫作“龙潭”。龙潭里有鱼,鲫鱼。我们有时用自制的鱼竿来钓鱼。

这里的鱼未经人钓过,很易上钩。坐在这样的人迹罕到的池边,仰看蓝天白云,俯视钓丝,不知身在何世。

东面是坟。昆明人家的坟前常有一方平地,大概是为了展拜用的。有的还有石桌石凳,可以坐坐。这里有一些矮柏树,到处都是蓝色的野菊花和报春花。这种野菊花非常顽强,连根拔起来养在一个破钵子里,可以开很长时间的花。这里后来成了美国兵开着吉普带了妓女来野合的场所。每到月白风清的夜晚,就可以听到公路上不断有吉普车的声音。美国兵野合,好像是有几个集中的地方的,并不到处撒野。他们不知怎么看中了这个地方。他们扔下了好多保险套,白花花的,到处都是。后来我们就不大来了。这个玩意,总是不那么雅观。

我们的生活很清简。教书、看书。打桥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苋菜。还吃一种叫作豆壳虫的甲虫。我在小说《老鲁》里写的,都是真事。喔,我们还演过话剧,《雷雨》,师生合演。演周萍的叫王惠。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简直是晕头转向。他站错了地位,导演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惠,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弄得同台的演员莫名其妙。他忘了词,无缘无故在台上大喊:“鲁贵!”我演鲁贵,心说: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没法子,只好上去,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他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去吧!”

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王惠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那个同学坐在驾驶舱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闩松开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Iamcold,Iamhungry”(我冷,我饿)。翻来覆去,说个不停。这二位都治好了。我们那时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炮仗响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战胜利叫作“炮仗响了”。这成了昆明人计算时间的标记,如:“那会炮仗还没响”,“这是炮仗响了之后一个月的事情”。大后方的人纷纷忙着“复员”,我们的同学也有的联系汽车,计划着“青春做伴好还乡”。有些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回不去,不免有点恓恓惶惶。有人抄了一首唐诗贴在墙上: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很对景,但是心情其实并不那样酸楚。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这座中学后来迁到篆塘到大观楼之间的白马庙,我在白马庙又接着教了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走。

一九八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