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5年，这个新文化运动潮头初起的年份，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第2期上，有四首总名为《赞歌》的译诗，它的作者是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掀起了一场“泰戈尔热”，这场热潮持续至今，已近百年，而那一首首隽永、深刻、优美的诗篇，也滋润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因此，泰戈尔不仅是印度人民的诗人，也是中国人民的诗人。
泰戈尔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诗人，更是世界人民的诗人。早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首次被一个亚洲人戴上了头顶，在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说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由此，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泰戈尔，泰戈尔也用他那隽永而深刻的诗歌、富于感染力的小说、深含哲理的戏剧一次又一次征服了全世界读者的心，用那一缕缕爱的柔光，温润着亿万人的心灵。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擅长多种文体的作家，更是一位成就卓着的作曲家和画家。他在7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绘画，画作达1500余幅，曾展出于世界各地。1950年，印度人民定下了自己的国歌《人民的意志》，而它的作者就是泰戈尔。
1861年5月7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文化教养深厚的贵族家庭出生，其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也因为他卓越的天赋，泰戈尔8岁开始写诗，12岁进行剧本创作，15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一部长达一千六百行的长诗《野花》，自此正式开始了他长达65年的辉煌创作历程。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必然也要经历某种变化，学界一般将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止，这段时间是他的黄金时代，风华正茂，思想活跃，感觉敏锐。其后期创作则是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诗人逝世，这段时间内泰戈尔先生为了世界各国独立和解放运动多方奔走，其思想更臻成熟，作品的战斗性也更强。
在前后之间的中间时期，是泰戈尔思想上最为复杂的时期，此时，他因为意见分歧而推出群众斗争，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净化。因而此时他思想的基调是复杂而矛盾的，爱国主义、宗教观念、人道主义等各种观念在他头脑中交战，孤独、痛苦、忧愁、矛盾时时侵袭着他的心灵。这段时间内他的诗歌创作当然也更为复杂和丰富，相对来说也更难理解，对此，评论家各有说道，褒贬不一。
本书所选的《新月集》、《飞鸟集》以及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就诞生于他创作生涯的中期。研究者周尔琨先生曾就其中期创作说道：“作为现实主义者，泰戈尔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准备继续战斗；作为‘爱’的宗教崇奉者，他爱人，爱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面平静的思想的海洋里，潜伏着通向现实生活的、压抑不住的激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泛神论的宗教中，成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这也就构成了他后期思想飞跃的基础。”
《新月集》是一部儿童诗集，诗人用他那神奇的笔触，将儿童世界中那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和奇特纯净的内心世界一一描绘，语言秀丽空灵，在看似散漫的结构中，凝结着纯净的灵魂。在这些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孩子和母亲那鲜活生动的样子，更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天使般圣洁的光辉。这既是一部父母献给孩子的最好礼物，也是一条找回人们失落的童年的神奇通道。
《飞鸟集》则是一部蕴涵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在短小的篇幅中道出了深刻的智慧，是这部诗集最鲜明的特色。在泰戈尔的笔下，流萤、落叶，黑夜、白昼，背叛、自由，无不成诗。经由神奇的诗笔的点染，我们惊奇地发现，诗意就在身边，诗意无处不在。在将这部诗集翻译完之后，郑振铎先生曾深情地说它“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从郑振铎先生初译《新月集》、《飞鸟集》至今，已有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其间风云变幻，虽然中国文学也跟随时代的命脉几经沉浮变革，但郑先生的译本却多次被重刊发行。这也算得上是对先人以及中国文学的一种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