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第3节 理解争议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为他说话的称赞他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最著名人物”， 他的《治学论道之经》、《疆场竞斗之计》、《持家教子之术》、《处世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诀》被许多人所赞赏，他的一些治军理念为后人赏识。毛泽东曾根据其“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批评他的则称之为“汉奸”、“刽子手”、“曾剃头”。
曾有人这样笔伐他：“列位呵！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但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让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
也有人却很佩服他：“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曾国藩，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无论是大骂泄愤的批评，还是瞻仰式的表扬，都不会太引人注目。因为把曾国藩放到一出戏剧里，在不同人眼里，他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他治学有得，但不是朱熹似的专职学者，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治军有法度，却不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纵横捭阖的将领，他有过数次失败，有过欲投水自尽的羞愧场面；他官至相位，也不像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有过屠城的污点，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
他不是圣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后人不是膜拜他，不是把他供奉在庙里，香火祭拜，而是模仿他。因为他离人们更近，没有像圣人一样高高在上。单独拿出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称得上是道德的典型，但是当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却足以成就一个楷模。他是一个人，一个血肉丰满的世俗中人，是一个集名利于一身的人。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章太炎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也就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当成“元凶”。
元凶也罢，圣相也罢。相位的本职工作要求官员操心国家，关怀民生，国家兴盛时推进繁荣，国家落后时寻求变革。作为政治家，曾国藩对晚清的腐败衰落，了如指掌。国家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心涣散。苟且偷生、敷衍了事、不问民生疾苦的官场之风，他更是深恶痛绝，“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他重视选拔人才，善用人才，“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才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严格处置贪赃枉法、鱼民肥己的官吏。曾国藩关心涉及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同时指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克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从政治到经济，从国家到民生，曾国藩都看在心里，也有自己的见地。上比满清贵族的堕落，下比群臣小吏的腐朽，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官。
然而，现实把他推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他没有将军、士兵们幸运，他们拿起刀枪冲杀敌人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他也没有平民百姓幸运，他们安分守己、仇恨敌人，甚至偶尔的冲动也不失为好公民。曾国藩则需要站在这些人的上面来指挥一切，他不能一时冲动导致满盘皆输，更不能只顾眼前放弃长远。他何尝不痛恨侵略之敌，何尝不希望国家强大，洗刷耻辱？和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二把手都不一样，当时他内负满汉之间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外背御强侮的国家重任。镇压太平天国会被读成是汉奸的行径，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也成为卖国最好的证据。
事实告诉我们，并不需要把他从一个正常的灵魂鞭笞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他曾经拯救了他所忠于的王朝，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当然，也不需要把他抬到圣人的殿堂，毕竟他犯过滥杀无辜的错误。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正视事实，理解人物。从哪一个侧面去看任何一个人物都会有不同的结论，但都是片面的，而当把一个个侧面、一个个人眼中的他融合在一起时，才会更接近真实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