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酒令历来名目纷繁，类别多样。俞敦培在《酒令丛钞》中将酒令归结为古、雅、通、筹四大门类，所辑令种多达三百以上，汇集为清末以前中国酒令发展的大成，虽难称完全的合理，但大体上还是比较适用的。其中的“通令”一项，即包括了猜枚、划拳、掷般等多种行令方式。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令种是“雅令”。俞氏将明代以前的酒令统归入“古令”范畴，而仅把清代的文字令划人了“雅令”行列，致使“古令”内容显得比较杂驳，是其局限性所在。但从分类思想上看，“雅令”的提法，确有助于我们廓清酒令发展的历史脉络。
所谓雅令，也就是文字令，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口头文字令。其内容以历代无数文人的经手创造为主流，举凡各种口头文字游戏形式，诸如谜语对联、诗文词曲、拆字贯句、俗语理谚，即兴联缀等，均被用做行令的格式。它不同于前面所介绍的各项令种那样，以借助某种道具为特征，必须经过一定的行曲活动，才能达到行令劝酒的目的。口头文字令则主要是以饮酒者彼此之间语言文辞上的对接续引为手段，通过各种约定的格式，调动参与者的文思敏才，具有很强的即兴性质，表现了行令者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机智才能。明清之际的黄九烟在《酒社刍言》中称：“饮酒者，乃学问之事。”可谓是对“雅令”最好的诊释。鉴于此，历代文人对雅令都情有独钟，成为文人诗酒生涯中的一片独特领地。
雅令的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投壶活动。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昭公设宴款待齐景公，安排了一场投壶游戏。当时晋臣穆子赋诗称“有酒如淮，有肉如抵”，景公则应对“有酒出绳，有肉如陵”。又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夏四月，郑国的六位公卿在郊外为晋国来使韩宣子设宴饯行。席间宣子建议说：“诸位既是送行，不如各为我赋诗一首，也好让我从中了解一下你们对晋国的看法。”于是，子先赋《野有蔓草》，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示对宣子的欢迎。子产赋《羔裘》，有“彼其之子，郑子彦兮”之句，表示对宣子的赞赏。子太叔赋《寨裳》，有“子惠思我，赛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之句，暗示晋国如果对郑国示好缺乏诚意，郑国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随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择兮》。大家都选取《诗经·郑风》中的诗篇吟赋。这种形式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即席赋诗或联句。西汉时，武帝在柏梁台设宴，规定凡能够即席作赋者御赐上座饮酒，已见雅令活动的端倪。
唐朝是我国酒令发展蓬勃的时期，雅令创作也因此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自此之后，精娴子雅令成为文人宴饮久盛不衰的一种时尚。
《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九载：宰相令狐楚听说进士顾非熊文才敏捷，在一次酒筵上故意出令相难。令称：“水里取一鼍，岸上取一驼，将者驼，来驮者鼍，是为驼驮鼍。”句字均用同音，颇有难度。亏是顾非熊有急智，接口还令道：“屋里取一鸽，水里拾一蛤，将者鸽，来合者蛤，是谓鸽合蛤。”使令狐楚大为称奇。
酒令艺术是酒文化汪洋中的一个涵涌丰洋的支流，它自成体系，蔚为大观，在中国古代的文坛酒域独显风姿。尤其是随着雅令的成熟与丰富，以诗、字、名、典将中国文化的每个侧面浓缩于一体，为酒令活动增添了迷人的文学色彩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在酒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推波助澜，涂染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