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金元好问：《后饮酒五道》），酒虽属物质品类的范畴，却能构成许多人生体验过程中的至味极境，其深刻的程度，完全是文人们普遍衷情的另一雅好——茶所难于企及的。文人解饮，古有定论。但是，这并不意味文人较甚他人更擅长于进饮之道。历史上固然不乏斗酒大搏的诗仙文豪之辈，但却不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宋代大文人苏东坡的爱酒之情，绝不逊于前人，他曾以亲自撰写一部《酒经》而称名于世，而且还不怠于行，亲手实践，自酿酒品，后代闻名的“真一酒”便是他的得意杰作。不过，遗憾的是，苏轼在文人中竟又以不擅饮而格外出名。他一方面不无自豪地称“天下之好饮，亦无在子之上者”，另一方面又很自知地讲“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书东皋子传后》）。
看来苏轼的酒量着实难于恭维，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的好饮。对此，苏轼自有妙解：“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东坡诗集》卷三十五）。可见，酒量的好坏不足以成为衡量文人解饮与否的标准，关键还在于文人所具有的那种异乎常人的、特殊的感悟能力，所谓“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碧溪漫志》），可谓一语中的。
①叹离伤别。受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人伦色彩的熏染，文人们对于离别的伤感吟叹，从来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以酒饯别、因酒怀人，更为这种黯然伤魂的情感体验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诗中描写的是周宣王时期，韩侯出行路祭，在途中休息时，显父来为他饯行而酌酒话别的情景。
酒在其中烘托着一种隆重而热烈的气氛，堪称是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以酒咏别的滥觞。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筋。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人在此用欢聚相对分别，是满怀离绪的自然流露。“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送元二使安西》）酒的昂扬与将别的淡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酒既可以调解疏缓心绪上的忧伤感触，反过来又会加重这种感受的心理强度。双重的作用，造就了文人诗情的勃发。刘禹锡的《与歌者》诗云：“旧人惟有何戳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的《对酒》亦云：
“相逢切奠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阳关古曲唱向安西僻壤，诗语中难免有几分凄切，盈樽一杯，把盏一醉，万般情怀尽付与无言的酌欢，故王维此诗一出，遂成天下文人咏别的千古绝调。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月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歌声频为行人咽，记着樽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陈与义：
《虞美人》）此词特为饯别而作，序云：“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主人席益，字大光，和作者系同乡，经常诗札往还，交谊甚厚。时值席益遭贬流寓衡山县，陈与义避金兵转走湖南，与之邂逅。按宋代规定，州郡长官设宴时，要有官伎侍陪，以歌舞佑酒。然而此情此景，歌声凄婉坳情，令人“且尽一蹲，收泪听《阳关》（苏轼：
《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曲之动人，酒之醉人，都融解进漫漫愁绪之中。船载离恨，张帆欲去，自有“明朝酒醒”的空茫惆怅，不由得不感念万端。至于柳永那首着名的《雨霖铃》更是横空叹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酒醒便是意味着愁醒。从酌酒留欢，到问酒一畏愁，意绪的跳动波荡全系念在一个酒字上，真是一叹三折，将艺术的感染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②羁旅乡愁。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经济体系，与不断强化的宗法政治的血缘纽带交互作用，养成了我们民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性格，家庭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乡愁意识也就往往表现为人生体验过程中最具深味、最动心怀的情感涌动形式。
“天秋月又满，城阙夜千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晚钟。”（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诗人曾经过长专期羁旅生涯的磨炼，令他的情怀中带有一种仿佛天然的苍远寥落的气质。酒在离别和乡愁中，基本上是一种相同的作用模式，只是前者较为侧重于分别的双方在心理上的共鸣，后者则更多地具有孤寂的意味。
“碧云天，黄花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宋代范仲淹的这首《苏幕遮》即以“乡魂”“旅思”作为主题，写酒与愁的交合所激生的情感波澜。作者在另一首词《御街行》中又云：“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醉。”这份凄切便更递进一层，经过一番迂曲往复的纠结，心绪非但未曾得以解脱，反而陷入更深的痛楚悲凉之中。
文人乡愁的深曲蕴意，一方面是对家的缱绻怀念，另一方面也包括着对国的深切留恋，尤其是在世局动荡的年代，这一点反映得特别强烈。宋代赵鼎的《满江红》
云：“惨结秋阳，古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儿字，暮投沙债。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如烟海荡翻案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首兴叹，暮年离拆。须言道，消一除是酒，奈酒行，有情尽无极。便挽取长江人尊浇胸有成竹臆。”词作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同年亦即钦宗靖康二年，徽、钦二宗被金人北掳而去。成为终宋朝未雪之耻。国破家亡，词人心头难解的情结，在深秋的西风里无法自抑，除非真的能够让万里长江的滔滔巨流化作汹涌酣畅的清醇，或许可将心底的郁结冲涤干净否则是“酒行有尽”，奈何此“情无极”。
③饮中八仙。诗酒风流，是对文人解饮的一种绝妙写照。在古代，文人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水准确性的高层代表，是一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性格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自魏晋时开始，经过阮籍、刘伶、陶渊明等人的独标特举，诗酒融合造就了文人生涯风神可羡的特有模式，诗酒风流则为文人生活意趣与创作心态树立了光辉煌的典范。
“知章走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眼。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乡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此为唐代有“诗圣”之誉的杜甫所作的一首《饮中八仙歌》。如果说魏晋文人有幸得风气之先，为后世设计了诗酒并举的浪漫理想，那么生活于盛唐时代的文人们则将此理想中的精神蕴含，发挥到了巅峰极致，谱写了中国古代文坛酒史上一段最为优美的旋律。下面不妨让我们顺着诗人的文思，逐个欣赏一下州甫付诸笔端的端些曾风韵久存、光鉴百代的豪饮名士们。
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名狂客”，进士出身，为唐开元初年“吴中四士”之一，才气出众。他为人性情放旷，喜欢谈笑，更嗜饮酒，尤其一手绝艺——醉中挥墨，称名于世。唐天宝三年（744年），他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奏准回乡做道士，玄宗亲制诗篇为其饯行，皇太子以下的皇亲纷纷与他挥手道别，左右相以下在长乐坡设酒相送，如此礼遇，成为一时佳话。诗中所描写的醉态憨然可掬，展示出他那种但得饮酒何论生死的潇洒襟怀。
洛阳王李进，唐玄宗长兄李宪的长子。身为帝室贵胃，本可以践宝登柞，但他的兴趣全然不在于此，一味推辞不就，把位子让给子李隆基，以致有后来的一段“开元盛世”。李进与贺知章等人素为诗酒挚交，受任达风气的熏陶，视富贵如草芬，惟独对酒充满了感情，恨不得将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古郡，渴望在“酒世界”中寻觅到一片自由的天地。
李适之，唐太宗长子李承乾的孙子，玄宗本家兄弟。
天宝元年（742年）擢升左相时右相为奸佞李林甫，此人嫉贤妒能，曾设计哄骗李适之说，久闻华山有处金矿，如果开采成功，一定会有富国强兵之利。李适之不明就里，如实奏与玄宗。玄宗自然大喜，又找李林甫落实情况，此时的李林甫却回答说，虽早听说过此事，但考虑到华山乃李姓江山一脉王气所在，是皇帝老子的命根子，两相权衡之下，焉能枉然兴土动工。玄宗经此一说，兴致全消，反而对李适之产生了看法。后来，李林甫将李适之的一干朋友一个个放逐出朝，李适之自己也在天宝五年遭到罢免。诏令下达那天，李适之广邀朋友，大摆宴席，这就是“费万钱”的由来。酒酣之际，他又睁兴勃发，脱口吟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诗中语以“避贤”暗射“避奸”，以酒显志，誓不与权奸同流合污，其品格令人钦佩。
崔宗之，宰相崔日用的儿子，袭封齐国公，曾任显职，后贬至金陵，与李白有段交情。他才思敏捷，气度不凡，常给人以一种玉树临风的美感。诗中称他举筋向天，啸傲王侯，冷眼相看世界，正是这种脱俗品格的体现。
苏晋，河内郡公、兵部尚书苏向之子。幼年早慧，练就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岁便中进士，后升至中书舍人，袭父爵。他曾从慧澄和尚处得来一面弥勒佛绣像，爱不释手，逢人便称：“此佛好饮米汁（即米酒），正与我趣味相投，我愿意供奉他。”有了这般理由，虽然经常斋礼敬佛，平日却饮酒不辍，事佛但不碍饮酒求真，自是醉中别有一份怀抱。所以杜甫称其以酒逃禅，显见遗世独立的风采。
李白，自无愧于旷代“诗仙”的嘉誉，同样，他色彩斑斓的一生与酒相伴，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响的生命酒歌。史称李白“少有逸才”“飘然有超世之心”（《旧唐书》）。年轻时，他与朋友隐居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称“竹溪六逸”。四十二岁那年，受人力荐，入朝做供奉翰林，因不满于李林甫、高力士弄权，整天沉湎于杯中物，流连长安酒肆，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一天，玄宗游赏白莲池，一时兴至，欲召李白撰写序文。此刻的李白王喝得酩酊大醉，在街市酒家中倒卧而眠。在他人搀扶之下，勉强登舟受命。又一次，玄宗与杨贵妃夜游禁苑，时值牡丹盛开，遂召梨园弟子奏乐助兴，但又嫌旧曲调式老熟，不称雅意，就命李龟年去找李白来填些乐府新词。李龟年手持金花笺。好不容易找到喝得醉醺醺的李白，讲明来意。李白哪里管他什么圣旨不圣旨的，甩下一句“我醉欲卿且去”，便脱身而去。李龟年无奈，只好让人将李白捆起来，送进宫中。玄宗见状，却恼怒不得，连忙命令内侍用水喷醒眼前的这个“醉鬼”。李白转醒过来，笔走龙蛇，写就了十余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等名句即在其中。后来，碰上棘鞫国进表，所用的文字都是奇曲的“蛮文”，满朝竟无人识得，贺知章出面保举李白，李入朝后，持表在手，宣读如流，一字不误。玄宗大悦，立即命他也用“蛮文”草诏，以示国威。李白乘机请旨让宰相杨国忠代己研墨，宠宦高力士一旁脱靴相侍，将往日的愤抑好一通宣泄。虽说痛快地戏弄了对手，却更令一干小人暗中切齿不已。玄宗先后三次打算给李白授职，都让这些人搅腾黄了，最终被赶出宫来。但是，李白依旧是充满自由狂放气质的艺术天才，他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成为盛唐时代艺术精神的魂魄。
张旭，苏州人，史称他生性嗜酒，每饮即醉，随之狂呼奔走，兴致酣畅，临纸挥毫，转瞬成书。其笔法雄放，气势如虹，开创了一代狂草之风，夸人叹为奇观。
杜甫又有诗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李硕在《赠张旭》中称赞道：“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大文豪韩愈对其墨迹也推崇备至，称“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送高闲上人序》）。而其中酒对张旭书艺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焦遂，是一位风标特异的布衣名士，他不求功名，一生甘于寂寞淡处，不为仕途牵累。此人有个口吃的毛病，平素巧于藏拙，不太轻易在人前张嘴，讷讷似不能言者。可是，一旦喝起酒来，立即判若两人，酒兴大畅时，更是口若悬河，语珠四射，阔论高谈，才华照人。
杜甫夸赞他非到五斗不能见其才，饮过五斗反不见其乱。
这种以酒彰显才气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醇美酒境的艺术享受。
同样，以诗追慕天宝仙风的杜甫本人，也是一位酒名超群的“酒仙”大家。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
一书中专列《杜甫嗜酒终身》一章。他说：“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酋，为百分之二十一强。”这个数字的确超过了李白。杜甫曾在《北游》诗中称：“往昔十四五……性豪业嗜酒……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他和“饮中八仙”之首的李白一同“醉眠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在《赠李白》中坦言：“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风神之高迈超远，绝非凡响。再来看看李白对这位同代知音是何等的惺惺相惜，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
中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汝水，浩荡寄南征。”酒若不逢知己饮，再醇亦是难甘其中滋味。对于两位比肩而立的诗界双峰来说，有酒无人、有酒无文，无异乎一种人生的、艺术的莫大缺憾。而“酒”与“醉”，恰好将他们彼此人生的主题与艺术的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大唐时代对他们提出的精神期望。
的确，酒为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构筑了一道溢彩流光的绚丽风景，在这道风景的映衬下，文人的生活显现出精妙丰饶的蕴涵。那些放旷豪迈的精神与浪漫自由的气质才情，共同凝结为被广泛认同的，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人生行为、处世心态、艺术创造诸方面的某种固定模式，开创出了中国酒文化艺术的高远境界，成为文人心灵深处的一串永不绝响的清爽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