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个名叫陈丽的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困境与突围》的文章，它的材料和立论均基于对上海作家的调查。当时的情形是，作家们正陷入双重围困之中，一方面是经商生涯对写作生涯的消磨，一方面是亚文学创作对纯文学创作的侵蚀。是为内心的审美而写作，还是为市场的需要而写作？上海作家与全中国的作家一样，正处在极度矛盾之中。
在这一调查中，王安忆吞吞吐吐。她一方面认为，市场不可能埋没好作品，“许多好作品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倒可能被埋没”；一方面又表示，“我根本就不把我的东西走入市场，我觉得我不是在市场上发展的，这不是我的路”。但是不久，她的畅销长篇《长恨歌》就问世了，并且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纯营销渠道。一向拒绝包装的王安忆，出人意外地接受了包装，并亲自参于了市场运作。这使得它在上海的首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读者万众一心，人人先睹为快，利益驱动下的发行网络则高速运转，将这一信息和情绪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以至一夜之间连内陆偏僻的小县城的书摊上，也摆出了《长恨歌》。我则将王安忆的进入市场看作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的纯文学对市场真正意义的认可。
既没有高张“性”帜，也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它同样是写了一个艳俗的故事两个沉沦的人物，但对人性的洞穿，和无处不在的大悲悯，却赋于这个俗套故事以日升月恒的美好。王安忆柔美依旧，纯情依旧。无论是在新时期作家中，还是在知青作家中，王安忆都是一个例外，没有谁像她那样做过那么多的形式上的追求与实验，也没有谁像她那样始终在文学潮流的风口浪尖上弄潮。张辛欣、张抗抗、叶辛、梁晓声，都不行，都落伍了。从不落伍的只有一个王安忆，而《长恨歌》更酷（借一句港台流行用语），简直就是感伤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它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对弥漫文坛近十年之久的感伤思潮的一个收束，一个总结，这以后，恐怕连感伤王子苏童，也没法再写了。所以比起早几年贾氏《废都》和莫氏《丰乳肥臀》的身名俱伤，仆地而亡，王安忆这次的进入市场，简直就是所向披靡，大获全胜，艺术金钱双丰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书刊市场挣脱了最初的混乱，开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与此相一致的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坦然接受关于包装的思想，各类明显经过包装的纯文学作品纷纷上市。比如方方的五本自选集中，就有一本赫然以《凶案》两字做书名，流露出极其自觉的商业意识，甚至看一眼就能感到它强大的视角冲击力。她的刑侦题材的中篇小说《埋伏》，也恰逢其时被影坛大腕们齐心合力改编成电影，其宣传上的狂轰滥炸，已不是一个“炒”字了得。将刑侦题材转化为人格题材，是《埋伏》的一大突破，尽管在通俗的层面上，这种提升可能被掩盖，但绝不会被埋没。比如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吸引我的首先当然是情节和悬念，但往深入看，仍能知道，它所演泽的是西方流行一时的庸俗存在主义哲学观。
如今，中国的文人们，要完成的，正是这种由深刻向通俗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