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孙中山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0多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前，以朱光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共和国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归国学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幸福哲学，这就是一代先贤的国家观。
5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篇章。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国的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完成。悄然回首历史，请不要忘记，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才有了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座又一座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丰碑。
“两弹一星”的精神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祖国母亲的召唤下肩负这民族振兴的重任，只问付出，不求回报，他们是何等的崇高啊。“人到无求品自高”，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