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
“我是党员，我先上！”——一个列车包乘组共产党员抗击“非典”的故事。
他们不知道“非典”瘟神躲藏在哪位旅客身上，不具备医护人员专业的防范知识，可是面对险情他们没有畏缩，而是毅然冲了上去……石家庄铁路客运分公司1389／1390次列车第五包乘组的共产党员们，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三个代表”。
“我是党员，我先上！”
4月24日，第五包乘组值乘的列车由北京西站开出后，5号车厢一位7岁的男孩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发高烧并干咳不止。列车长兼党支部书记陈旭得知后，对列车应急小组人员说：“我是党员，我先上前检查一下，你们站远一点。”就这样，陈旭一边向母子俩走去一边把周围旅客疏散到别的车厢。
陈旭给母子俩测量体温，孩子体温高达39．6℃。陈旭把孩子的情况详细登记后，按照规定把他们交给了衡水火车站。列车员们说，这种举动在平常是很简单的行为，而在这个特殊时期，却要有很大的勇气！
4月25日，车厢里人流拥挤，超员53％。石家庄客运分公司副经理李石岩等领导深入到车厢查看客流，检查防“非典”措施落实情况。列车员见领导在高密度的人群中穿行，都善意地劝道：“车厢里太危险，领导回宿营车休息吧。”但这几位领导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一位民工在留言本上写道：“打工在外，遭受人们的白眼；现在闹‘非典’，我们又被视为病毒传播者。今天坐火车，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听到了热情的话语。列车员是最可爱的人。”
无论如何不当逃兵
2004年4月26日，第五包乘组回到分公司后，车队长刘增祥对大家说：“有一项紧急跑临时客车的任务交给你们，你们这支队伍有21名共产党员，能吃苦，能打硬仗。明天上午8点30分进入车库，下午2点23分离开石家庄到北京西站，晚上9点20分由北京西站发车到安徽省安庆市，旅客成分主要是返乡的民工。”
列车员陈雷是家里的独子，父亲是民营企业家，新婚不久的妻子是挣高薪的产品形象代言人。
当父亲得知儿子利用休班时间去“非典”高风险区时，就劝陈雷：“你去请假吧，我给你比工资多10倍的钱。”妻子也在一旁搭腔：“家里不缺你挣的这点钱，我能养你。”陈雷火了：“这不是叫我当逃兵吗？你们怕，我的同事们的亲人就不怕吗？我是共产党员，要为国家分忧，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对得起我这身蓝色路服。”最后他坚决地登上了列车。
短信言情也言志
李文革是第五包乘组的列车值班员，他和妻子的感情很好。有一次他即将远行时，妻子含着眼泪说：“不是我拖你后腿，咱大哥去年病逝了，现在你又去‘非典’高发区，真有好歹，咱爸能受得了吗？”他说：“我有我的职责，当兵就要时刻准备牺牲。”
“非典”疫情发生后，李文革在列车上发给妻子的第一条手机短信就是：“作为党员，这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作为铁路职工，这是尽职的时候；作为客车乘务员，这是体现职业道德的时候。”
美妙一刻
北京的气温达到26℃，许多人都穿着短袖衣服，但是在小汤山作战的医护人员，却只能在厚重的“盔甲”下进行高强度的工作。
小汤山的医护人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污染区和半污染区工作。进入病房时，他们必须穿上三层连体隔离衣。刚开始时，5名医护人员都不太适应。
“穿上隔离衣后简直就是在蒸桑拿。一个班下来，人人最里面的两层隔离衣都可拧出水来。”性格开朗的刘英说：“有时真想推开口罩松口气，可一想到安全问题，又只好强忍着。”
其实在那里，最苦的恐怕是喝水！因为喝水时，又必须卸下所有的“盔甲”，并进行多次消毒，这前后至少要花40分钟。但水喝多了也不行，要方便的话，又必须重复上面所说的程序。
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当班时渴得嘴唇都干裂了也不敢喝水，只能不停地舔嘴唇，不停地咽口水。而要方便时，能忍则忍。由于戴着厚厚的口罩，大声说话，喝水少、出汗多的缘故，连续作战几天后，张瑛和朱红胜的声音已经开始沙哑，有点轻微喉炎了；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戴着口罩，她们的脸上都因为过敏而长满了小红点。
下班之后，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洗澡了。站在淋浴的水龙头下，闭上双眼，任凭清凉的水从头流到脚，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每个人都想享受时间长一点，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因为还有更多的医护人员等着。
回到宿舍，他们便疯狂地喝水。“我一般都喝2瓶矿泉水，有1000毫升左右，我同宿舍有位医生一喝就是6瓶。”朱红胜医生说。
“喝完水后，躺在床上，感觉好累好累，真不想吃饭了。”电话里的张瑛疲惫地说：“但为了能应付后面更加艰苦的工作，只好强迫自己多吃点，再多吃点。”
大公无私、充满善意的团队合作精神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事物。与爱和友情一样，合作也是一种必须付出才能回报的东西。在通往快乐之门的道路上，有许多旅人，你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也需要你的帮助。
在合作中，你只有付出才能获得回报，在需要与别人合作时，还斤斤计较自己是否比别人多付出了的人，是不会取得别人的真正信任的，反过来，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