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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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说完我从茶摊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安息日聚会。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巴尔·科赫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是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安息日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把杰克布跟前的我和彼得面前的我并列在一块儿,他俩都会不认识我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条变色龙变出的哪一种色彩是真实的。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杰克布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一旦要说什么甜蜜傻话了,就马上让自己闭嘴。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没错,我不能为上海狡辩,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满苍蝇的尸体。每天清晨,清道夫、淘粪工的车里都放着婴儿的小尸首,他们的父母们穷得连最小一笔丧葬费都花不起。假如对那个刚扔掉儿女尸首的父母表示一下哀悼和安慰,年轻的父亲会指指妻子说:不要紧的,她很会养的,只要明年吃饱肚皮,再养一个就是了。彼得会在这种时刻认同他弟弟大卫的做法,对如此一个地狱,活着逃不出去,死了总能逃出去。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绎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飙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这就是几十年后中国流行的“干一行爱一行”)。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有什么要紧?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