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少女小渔
45916200000017

第17章 吴川是个黄女孩(4)

他害怕起来,转身逃了。小东西,以为自己多么复杂、病态,吴川的纯洁让他不得施展。纯洁是缺陷,他可以帮忙让吴川弥补这一缺陷,但他仍感到屈才。他面对我的复杂、病态,才没了那份屈才感。他虽然不是个玩意儿,蠢是不蠢的,至少预感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不可见人之处。他也许多情,但足够阴暗。

我把吴川留下,借口是需要人帮我打扫狼藉。我在第二间卧室里铺了雪白的被褥。她一下子扑到床上,肚子朝下,把自己往上弹。她穿了我的睡衣,嫌大,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吸毒、做爱都经历了,还在皮肉上穿出若干窟窿。我看她在雪白的床上撒欢,心里一阵不适。人们管这种不适叫作“柔情”。

“以后你想来就来,这床就是你的了。”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串钥匙:“喏,这是楼下大门的,这是公寓的。”

“这床以前是谁的?”

“空的。”

“那干吗摆张床?”

“我有第六感呗。”

“第六感觉告诉你我会考上芝加哥的大学?”

“我一直留着这张床,因为它很适合你。”

这种话让我们难为情,比较夸张,恋人之间用来调动、催化激情的。这床是前面房主女儿的,我买下公寓它已经在这屋里。茹比把它叫作“茹比的床”。我在发现茹比的性倾向之后从不冒风险让她过夜,闩上门也不行。茹比说她要找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我阳台下唱小夜曲,这样我会把门钥匙扔下去。我和茹比好就好在我们都逗得起,关系建立在相互间的幻灭上。我却生怕吴川对姊妹关系幻灭。

她说她要洗个澡,我替她把毛巾准备好。五分钟后她在浴室里喊我:“姐,拜托帮我拿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洗发露,在我背包里!我的头发让染料烧坏了,得用专门的洗发露。”

她的包是一个大杂货铺,从鱿鱼干到长筒袜到书、本、文具,一直到洗发露、避孕药、牙刷。她早就准备要在我这里住的,假如今晚我不邀请她住,大概她会有一次微度幻灭。我后怕起来。

我把洗发露递给她,又把摊了一地的杂货收进她背包。这哪里是学生的书包,简直是步兵行囊。

等她粉嫩地从浴室出来,我说:“你天天都背这么多行李上学?”

“啊。”她弓身擦着头发。

“到处带洗发露、牙刷、内裤?”

“啊。万一要在外面过夜。”

她是随时准备上男孩子那儿去过夜,还是随时准备到我这里来过夜我不会问下去,怕证实自己自作多情。她回到她的房间,开始打电话。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捧腹大笑,终于和小纳粹依依不舍地道了晚安,我敲了敲她的门。她起来开了门,一个玉人儿,可惜眉毛上有那个多余的环。

“我觉得你和璜不要走得太近。”我说。璜是小纳粹的名字。

她眼里出现了防御:“为什么?”

“他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能应付吸毒、泛性。你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来的。”

“我也能应付。”她开始出现不屈的神色。

“你觉得你上不了毒瘾?”

“我就试试看,一共没试过几次。”

“可他是成了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怎么连一个都熬不过去?”

“他说那些人太没趣了。”

“认为别人没趣的人,往往自己最没趣。”

她的眼神有了不少敌意。我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成了黎若纳。她概念中的姐妹情谊不包括一个老三老四摆出行为指南的女长者。或许正是为了逃出黎若纳的嗓音污染她选择了遥远的芝加哥。我后悔自己刚才多余的关怀,嘴上又出来一句:“你太单纯……”

“我才不单纯!”吴川抗议道。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触到优秀的男孩……”

“什么是优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还是医学院的?他们是最没劲的人。毕业以后是什么样,一直到他们退休是什么样,我一眼看到头。我又不要和璜结婚,我们就在一块快活。为什么你们都恨我快活?”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儿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用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像丧家犬一样在购货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毛、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沙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沙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捺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上,突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犟。那是一个陷阱,门里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间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如今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吟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晕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闪着七彩。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调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是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辱。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就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

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们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乌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受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姊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和我一起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