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病是危害人体较为严重的危急重病，自古以来，病者视之为不治，医者畏之为难途。张学文教授积五十年之临证经验，承《素问》之理，发《金匮》之义，师王清任之说，集诸家之长，研古今之方，于中风病之防治，遂稍有心得。
一、因虚致瘀、瘀阻脑络为中风发病之根本
自然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对人体疾病而言，也是一种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中风之发生，病因复杂，相关因素多，且又病机多变。然在众多矛盾中，必有一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它决定中风病之发生及演变规律。张学文教授从古今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之有效成果中，结合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其发病规律，认识到中风多是因虚致瘀，瘀阻脑络。而责其虚又是因肝肾之虚，精、气、血受损而致瘀。
1.虚在肝肾，损在精气血中风病因，唐宋以后多以“内虚邪中”立论；至金·刘完素首先提出“肾水虚衰”之论；明·张介宾强调“内伤积损”是导致本病根本之因；清·叶天士认为是精血耗衰，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所致；王清任以气虚立论，“亏损元气，是其本源”。当今高校中医内科五版教材归纳为“虚、风、火、气、血、痰六端”，而以肝肾阴虚为其根本。综观古今之论中风病因，皆以“虚”为立论，“虚为中风之根也，惟中风病由于虚”(《杂病源流犀烛·中风》)。然“虚”责脏者，应首归肝肾，究其实质，实为精气血三者之虚而致瘀所因。所以单纯的“虚”一般不能导致中风，只有因虚致瘀且又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了气血的正常运行，造成瘀血阻塞脑络，内有所瘀，外有所激，才能卒中。如从中风病的高危因素来看，本病之发生，多与年龄因素及老年性疾病有关，“人年四十，多有此证，其衰可知……正以阴虚为言也”(《景岳全书·中风》)。《杂病源流犀烛·中风》也谓“人至五六十岁，气血就衰，乃有中风之病，少壮无是也”。由此可知，中风之虚多由增龄而影响了精、气、血之生化运行所致。影响脏腑之所在，《内经》早已归及于肝肾。如“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坠齿槁……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气衰”之论，说明人体增龄之虚，是始于肾，终及肝肾。
因肾内藏五脏六腑之精，内含阴阳为人体阴阳之根本。肾藏精以化气，为元气之所系，元气为脏腑机能活动、气血运行之原动力。且精又能化血，“肾为精血之海”(《景岳全书》)。因此肾之虚，必然影响气血之生化运行而致瘀。如元气不足，五脏之气化乏源，必致气虚无力行血而致瘀，正如《医林改错》所谓“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肾精不足，精不化血则血少，血脉不充，血行迟缓为瘀，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谓：“或纵欲过度，气血亏损，流通于周身者，必然迟缓，血即因之而瘀。”
肝主藏血，主筋，为血之海，有调摄全身血液之功能，又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之枢，有疏泄调节气机运行之功。肝与肾精血同源，乙癸相生，肾之虚必及于肝，而致肝肾同虚致瘀。如肾精不足，则肝血乏源，脉道失充，则血缓为瘀，致肢体失用，“筋不能动”。且肾精不足，易致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上亢，或化为热，阴虚燥热，津亏液少，脉道失濡，势必不能载血运行而致瘀，即王清任所谓“血受热煎熬成块”。且又由于肝阳上亢，化而为风，循经上逆，煽动瘀血痰浊，内阻脑窍，扰乱神明，如《临证指南医案·中风篇》所谓“营液内耗，肝阳内风震动……肝血肾液内枯，阳扰风旋乘窍”。另外，由于肾气不足，则肝气不用，失其条达疏泄之职，必致气滞或气虚而致血瘀。
又综观多种老年性疾患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与中风密切相关之疾患，皆因肝肾之虚而生瘀入络所然。现已研究证明老年性疾病在血液流变学方面有一共同特性，即血液粘度增高，红细胞聚集性增高，易致血流缓慢，其血液循环无不存在粘、凝、聚的瘀血状态。如果这些中风的潜在因素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和控制，在有促进瘀血加重的条件时，就有导致中风的可能。
2.瘀阻脑络，外有所激，才能卒中中风病位在脑，《内经》早有论述，如“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等论，所谓“上”即为脑，脑为人体至高之巅，元神之府，髓之海，且人身之“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注于面而走空窍”，只有“脑得五脏六腑之精气……上属于脑”才能发挥其主宰神明之功能。而脑又与肝肾密切相关，生理上肾主骨生髓，肾气通于脑，肾精充则髓海满盈。肾又通过经络与脑直接相通，“膀胱者，是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脑络……终肾属膀胱”(《灵枢·经脉》)。肝为气机之枢并主藏血，而脑为神明之脏，主管人之精神活动，与肝共主情志变化。因血为情志活动之物质基础，血气者人之神，只有血脉和利，才能精神乃居。肝又通过经络与脑直接联系，“足厥阴之脉……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灵枢·经脉》)，因而，肝脉是贯通人体上下两端的经脉，在调节人之气机血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肝肾与脑在生理方面的密切关系，因此病理上当肝肾因虚致瘀时，必然会影响于脑，使脑之脉络瘀阻，清气难入，浊气难出，“清浊相干……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灵枢·五乱》)。脑络瘀阻之轻者，头乏清阳之助，津液之濡，脑神失用而为缺血性中风，甚者络破血溢，“离经之血便是瘀血”，又加重瘀血之形成，压抑脑髓，神明失主，七窍失司而为出血性中风。
二、瘀血证候贯穿病变之始终
因虚致瘀，瘀阻脑络至中风的发生，实质上是瘀血这一主要矛盾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瘀血证候始终贯穿于整个病变过程。据现代医学的大量资料报道，无论是脑血管痉挛、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还是脑出血，其病理改变都符合中医“血瘀”的概念。张学文教授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了中风整个病变过程的发展规律，将其概括为六大证候(肝热血瘀、气虚血瘀、痰瘀阻窍、瘀热腑实、颅脑水瘀、肾虚血瘀)及四大阶段(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症期)，这些都与瘀血有一定的关系。
如患者刘某，女性，63岁，初诊于1993年9月25日。自述头痛眩晕二月余，伴耳鸣，半身肢体麻木，经治多次未愈。诊见面微赤，善烦，口苦咽干，食纳不佳，大便稍秘，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滑(血压20.0／13.3kPa)。诊为中风先兆证(肝热血瘀)，治法：清肝和血，化瘀通络，处自拟清脑通络汤加减(菊花、葛根、草决明、川芎、赤芍、地龙、胆星、磁石、山楂、僵蚕、丹参)。服上方六剂后，患者自觉头痛眩晕、耳鸣等症减轻，复诊仍于上方稍事加减，调治月余痊愈。嘱其避风寒，毋忧恚，忌过劳，并继服清脑通络片以善后。
出血性脑中风，乃中风急性期凶险之症。其病理变化为瘀血、痰、水、风、火等交织而成，复杂而多变，然尚以瘀血为主因。对于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是否可用活血化瘀药，过去多有争议，我们认为在脑出血急性期，应及时使用适当的活血化瘀药，是十分必要的。现已从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得到证实，因中风无论是缺血性中风或出血性中风，皆是同源异流，出血与梗塞是瘀血发展的两种不同结果。血瘀是出血性中风的主要病机，活血化瘀法有去除瘀血，消除血肿，制止出血和促进组织再生的良好作用。且其出血后引起的脑组织损害、脑功能缺损以及脑水肿和脑缺血缺氧等急性循环障碍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变化，均符合祖国医学所谓的“离经之血，便是瘀血”之病理表现。在具体用药上，应注意适度，不可泛用和过度。应选用一些具有活血与止血之双向调节作用的药物，如三七、水蛭之属。另外，由于急性期的闭脱证难于口服，可采用鼻饲或肛肠给药等途径，使之迅速解危为安。
如患者岳某，男性，40岁，初诊于1985年11月28日。患者于一周前因过量饮酒后于次日晨起而感右侧肢体麻木，口角流涎，语言不利，即送咸阳某院以“脑血栓形成”收住院，住院治疗两天后，病情反进行性加重，头痛剧烈，呕吐，神志昏蒙，右侧肢体偏瘫，项强，即转西安某院，经CT诊示为“脑出血”(左侧外囊出血)，经抢救治疗后，神志清醒，该院建议手术治疗，因患者及家属畏惧手术而转求中医诊治。诊见其神志基本清楚，语言謇塞，口舌歪斜，右鼻唇沟消失，伸舌偏右，右上下肢偏瘫，颈有抵抗感，血压19.95／13.3kPa，舌质黯红，苔黄稍腻，脉弦硬。辨证为络破血溢，水瘀阻窍，宜通窍活血，化瘀利水，处通窍活血汤加白茅根30g，丹参15g，川牛膝15g，莶草30g，并用丹参注射液肌注(每日2次，1次4ml)。服上方10剂后，患者即感右上肢能抬高至头，手指稍可摄物，右下肢能活动，仍守上方加天麻、菊花、茯苓，去麝香。尔后复诊两次，于上方加露蜂房、水蛭、胆南星等调治2月余，诸症均愈，复查CT，血肿消失，至今九年后随访，仍健如常人，并于1993年9月25日经我附院CT查示：“外囊部有条状软化灶，余无异常。”
偏瘫为中风恢复期的主要症状之一，其病机多为气虚血瘀所致。后遗症除因气虚血瘀所致偏瘫外，还有由于脑络瘀血致脉道不利，血不利则为水，形成以颅脑水瘀为主要病理，以神情呆钝，语言不利等症为主要表现的后遗症。病至此期，瘀血痰水痹阻经脉，且又正气亏虚，其病势胶结顽固，恢复能力差。此时的治疗，除内服汤药等外，尚须采取多种疗法协同配合，内外综合，才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在内服药方面，对于气虚血瘀之偏瘫，常用益气行血之补阳还五汤加乌梢蛇、僵蚕、全蝎、水蛭等虫类搜剔之药，或用通脉舒络液口服。如因颅脑水瘀之语言不利等则用脑窍通口服液，或用通窍活血汤加减。除内服汤药之外，常嘱病人用所服汤药之渣加艾叶、花椒、桂枝、路路通煎水热浴患肢，其次外加肌注丹参注射液，另配合适当的活动锻炼，使之疏其经脉，令其条达。如此内外综合治疗，可提高疗效，缩短康复时间。
如治患者王某，男性，63岁，初诊于1993年7月11日。自述曾于4个月前患“脑栓塞”，住院4月余，余症均减，惟有半身不遂未愈而出院。诊见其神志清楚，语言謇涩，伸舌偏右，右侧上下肢瘫痪而有强直感，颈无抵抗感，上肢肌力I级、下肢肌力Ⅱ级，自感头晕乏力，纳食不佳，血压24.0／17.0kPa，舌质紫黯、舌下有瘀点、苔白薄，脉细涩。辨证为气虚血瘀，络脉痹阻。治宜益气活血，化瘀通络，方用补阳还五汤加水蛭、乌蛇、桂枝、路路通、莶草、续断、山楂等，并外用所服之药渣加艾叶、花椒热浴患肢，另肌注丹参注射液(每日1次，每次4ml)。二诊于1993年8月15日，服上方12剂后，患侧上下肢肌力和全身症状都有好转，于上方加葛根、桑寄生、僵蚕。尔后复诊皆守上方稍事加减，服药月余，患者右上下肢肌力均恢复，行动自如，伸舌适中，语言流利，临床基本治愈。
1.肝热血瘀证系指肝经郁热或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上亢，化热灼津为瘀，或肾精亏乏，肝血不足，血涩为瘀所致的一种中风早期证候。其临床表现为头痛眩晕或目胀面赤，肢体麻木，或短暂性语言謇涩，或一过性肢瘫无力，大便秘结，或排便不爽，舌质紫黯，舌下散布瘀丝或瘀点，脉象弦滑或细涩、或弦硬等。肝热血瘀是中风早期的基本病理关键，其治疗以清肝化瘀为大法。常用自拟的清脑通络汤加减，基本方药是：菊花、葛根、草决明、川芎、地龙、赤芍、胆星、山楂、磁石、鸡血藤、丹参、川牛膝等。
2.气虚血瘀证气虚血瘀是指因气虚无力行血而致血行缓慢为瘀的一种证候。其症见半身不遂，或肢体麻木、神疲乏力、语言不利、面色白、舌质淡黯、苔白或白腻、脉细涩等。可见于中风初期或恢复期，缺血性中风多见。气滞可以形成瘀血，而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液不能畅行于脉道，同样可以致血凝成瘀，阻滞脉络，筋脉失养而发病，这便是因虚致瘀的因果，也是本证的主要病机。根据益气活血为宗旨，我们研制了通脉舒络液静脉滴注剂(由黄芪、丹参、川芎、赤芍等组成)，其总有效率为98.20％，临床推广使用(静滴及口服)至今20余年，效验不减。
3.痰瘀闭窍证痰瘀闭窍系指因瘀滞脉络，脉络不利，气不行津，津聚为痰，或宿有痰疾，痰瘀互结，内闭神窍，外滞经络的一类证候。其症见突然昏仆，神志不清，肢体偏瘫，喉中痰鸣，语言不利或失语，脉弦滑或弦硬，舌体胖大或偏歪，舌质黯或有瘀丝瘀点，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或康复初期。津聚成痰，血滞为瘀，痰挟瘀血，遂成窍闭，是津血异变的结果，皆为气虚或气滞之所困。其治疗宜涤痰开窍，活血化瘀。我们研制了“蒲金丹”(郁金、菖蒲、丹参等组成)，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疗效甚佳。江西某地医院借用此方治疗精神病，效果亦显著。
4.瘀热腑实证瘀热腑实证系指因精亏血瘀、胃肠液乏、传导失司而致腑气不通，上闭下实之证。其临床表现为神志昏蒙，偏身不遂，舌强语謇，口舌斜，呕恶便闭，舌红或黯红、苔黄腻，脉弦滑等，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治疗此证常用通腑化瘀、釜底抽薪之法，药用生大黄、枳实、玄明粉、丹参、川牛膝、桃仁、菖蒲、胆星等，使瘀浊邪去，腑气通利。此方妙用大黄、川牛膝活血化瘀，引血引热下行，菖蒲、南星开窍化浊，上下通利，则肠腑之积荡然无存，使神苏津复。
5.颅脑水瘀证颅脑水瘀证系指瘀血与水湿痰浊互阻于脑窍，致神明失主、肢体失用、七窍失司为主要表现的一类证候。临床症状表现为神志障碍，半身不遂，语言謇涩，偏盲等。本证急则可因瘀血水浊之病理产物压抑脑髓而致病危，缓则可致脑髓失养而萎缩(相当于血管性痴呆)。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或恢复期及其他脑病中。颅脑水瘀为诸多脑病之病机关键所在，为“血不利则为水”之所因。以通窍活血利水为大法，我们研制了“脑窍通口服液”(丹参、赤芍、红花、茯苓、水蛭、麝香等)，治疗中风之失语及早期康复等有效率为96.8％，对脑积水治疗有很好疗效，对脑肿瘤治疗也有较好效果。
6.肾虚血瘀证肾虚血瘀证系指因肾精不足，血亏液乏，血脉不充为瘀，液少不能上承清窍的一类中风后遗症。其症见音失语，心悸，腰膝酸软，半身不遂，舌质红或暗红、脉细涩等。肝肾同源，精血相生，久病及肾，久病入络，精亏血必瘀，瘀阻则清窍失濡，肢体不用。治宜补肾益精，活血化瘀，常用桃红四物汤加鹿角胶、鹿衔草、桑寄生、川牛膝、大云、丹参，少佐黄芪以益气生精，临床用之，每见良效。
三、防治未病，重视先兆
中风先兆证是对中风病变过程中的量变阶段而言，如何能防其于未然，在中风先兆阶段积极地进行干预性防治和调养，对医者来说，事半功倍，对患者而言，造福非浅。我们在研究防治中风病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其发病规律，提出以防为主，重视对先兆证的防治观点和措施，并深入地探讨了其病理机制及制订了其诊断治疗规范。认为中风先兆证的病机关键是“肝热血瘀”，其证候特点常表现为一过性眩晕，肢体麻木，或头痛易怒，舌质红或黯红或有瘀点，脉弦滑或硬等。治法宜清肝和血，化瘀通络，研制了清脑通络片(丹参、草决明、川芎等)，并采取辨证服用方法。如气虚者加黄芪15g泡水送服清脑通络片；兼痰瘀者以竹沥水送服；肝热偏盛者以菊花泡水送服，提高了临床疗效。经临床对照观察和实验研究，总有效率为86.0％。除服药防治外，还提出了综合防治措施，如节饮食，适情志，起居有常，劳逸有度，适其寒温，保持腑气通畅；其次是有家族遗传史和素体肥胖者，宜早服药预防。如此内外防治，综合调理，可明显减轻症状，促进早日康复。
1.中风先兆祖国医学对于中风先兆证的命名称谓繁多，历代文献有不同的记载。《素问·调经论》曰：“肌肉蠕动，命曰微风”，这可能是对中风先兆证的最早描述。金·朱丹溪认为：“眩晕者，中风之渐也”“中风之渐”亦即先兆之谓。宋·方勺的《泊宅编》又云：“凡人中风，悉归手足故也……病轻者俗名小中。”沈金鳌更进一步阐明：“小中者何？其风之中人，不至如脏腑血脉之甚，止及手足者是也。”至金·刘河间命之曰“中风先兆”，谓“中风者，俱有先兆之证”。另外文献中尚有“小卒中”“中风先兆症”“中风先期”等等称谓。以上诸种称谓皆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风先兆证的证候特点，强调了与完全性中风的区别。比较这些病名，我们认为采用“中风先兆证”这一病名比较妥当，它不但可以囊括中风先兆证的诸多证候表现，也通俗易懂，切合临床实际，便于推广应用。至于“小中风”一名，从文献看主要是针对手足重滞无力或一过性轻瘫而言，对于中风先兆证的其他症状却难能全面概括。再者，采用中风先兆证这一病名，与目前公认的“中风病”及“中风后遗症”等前后呼应，体现了中医病证命名的科学性和统一性及完整性。
2.证候特点祖国医学对中风先兆证的证候特点描述较多，除前引文献记载外，又如刘完素所述：“凡人如是拇指、次指麻木不仁或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至之。”明·张三锡也强调：“中年人但觉大拇指作麻木或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微掣，三年内必有暴病。”而对于中风先兆证症状描述最为详尽的当推清代王清任，他在《医林改错》中记录了34种症状：“有偶尔一阵头晕者，有耳内无故一阵风响者，有无故一阵眼前发黑者，有睡卧口流涎沫者，有平素聪明忽然无记性者，有两手长颤者，有胳膊无故发麻者，有肌肉无故跳动者，有腿无故抽筋者……”这些论述，不仅为临床早期诊治该病提供了客观依据，而且也为我们更深入地探讨本病的病变本质和临床特征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许多学者结合各自的实践经验，对中风先兆证的主要证候表现提出了各种见解。如房氏认为：麻木、眩晕、舌强可视为中风先兆证的三个主证；高氏则总结为眩晕、肢体麻木无力、舌强言謇、视歧或目瞀、健忘、头胀痛、神志迷蒙七大证；张氏则指出：中风先兆表现为40岁以上，近有目眩头晕、头胀头痛或曾有短暂性昏厥，或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或一过性轻瘫等。由此可见，对中风先兆证临床证候表现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日臻完善。为力求全面地探讨本病的证候特点，我们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既往12年的1027例中风病历所记录的中风先兆证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其结果显示：中风先兆证初发年龄以51～60岁组为最多(592人)，占总病例数的57.64％；40～50岁组病人共239人，占23.27％，反映本病多发生于40岁以上年龄。在既往史方面，以伴动脉硬化及高血压最多，次之是心脏病，符合于一般资料。临床表现上，在中风前就出现眩晕者占91.5％；偏身麻木或重滞无力者占71.66％；一过性轻瘫者占19.8％；头胀痛者占38％；视物黑者占26.7％；短暂性语言謇涩或失语者占21.8％；肌肉颤动或微掣者占12.3％，有偏身阵发性热凉感者占9.2％；大便秘结者34.6％，大便不畅者占16.9％。其次对全部病例初诊舌象进行统计，发现紫黯舌、舌下散布瘀丝、瘀点者竟占74.8％。我们认为舌下瘀丝、瘀点并非一日所能形成，推测其在中风前期即已存在，故此点可视为中风先兆证的病理特征之一。另外，我们对脉象也作了统计，发现初诊属弦滑脉者为最多，占48.9％；弦缓脉者占16.4％；弦细脉者占24.6％；细涩脉者占6.7％。我们分析，中风病者的脉象特点对于中风先兆证的诊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风先兆证的证候特点是：中年以上，眩晕昏视，偏身麻木，或短暂性语言謇涩，或一过性肢体瘫软无力，大便秘结或排便不畅，舌质淡紫或紫黯，舌下散布瘀丝、瘀点，脉象弦滑(硬)或细涩(缓)。我们还探索了中风先兆证的微观证候表现，结合现代医学血液流变学知识，并学习参考其他兄弟院校对中风先兆证的微观诊断研究报告，先后对130余例中风病患者及100例拟诊为中风先兆证患者的10项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了实验室测定，结果发现其血小板聚集率、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胆固醇、甘油三脂、β—脂蛋白等指标均明显高于同龄正常人。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风先兆证诊断标准及疗效评定标准，通过近5年来大量病例的临床系统观察，表明此二项标准尚切合临床实际，漏诊率及误诊率较低，具有临床实用推广价值。
3.病因病机中风病发病突然，来势凶猛，后果严重。然而，它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有一个病理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各种诱因作用下，这个病理过程可以突然加速，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故中风先兆证与中风病的病因病机是一脉相承的。为了有效地防治中风，就必须首先搞清中风的发病机理的各个环节，并从中找出关键环节所在，从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对于中风的病因学说，历代前贤论述颇多。在唐宋以前多以“外风邪中”立论，认为外风是主要原因。在唐宋以后，突出以“内风”立论。其中刘河间提出“心火暴盛”的观点；李东垣认为“正气自虚”；朱丹溪则以为“湿痰生热”所致。与此同时，王履在《医经溯洄籍·中风辨》中指出：“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或肥盛则间有之”，进一步阐述了中风的病因、诱发因素及易患体质。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非风》中指出中风的病因系“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其病机是“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而昏愦，卒然仆倒……”王肯堂强调饮食习惯及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也有密切关系，指出：“久食膏粱厚味，肥甘之品，损伤心脾”。叶天士承前启后阐明了“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进一步导致“内风旋动”的发病机理。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气虚血瘀”而成。归纳历代前贤所述，中风之发病机理不外乎虚(阴虚、肝肾虚)、火(肝火、心火)、风(肝风、外风)、痰(风痰、热痰)、气(气逆、气虚)、血(血瘀、血热)六端。
近年来，许多学者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进一步完善了中风的病因病机理论。如詹氏认为眩晕是基础，中风是归宿。脏腑阴阳气血虚损病发于前，内生痰、火、风、瘀等邪实继发于后，并把眩晕到中风这一病变过程归纳为四个时空相：①脏腑阴阳失调相；②气血津液紊乱相；③中风先兆相；④中风相。黄氏认为，主要由于心、肝、肾三脏阴阳平衡失调，以致阴虚阳亢，生痰动风，横窜经络，甚者迫使气血上冲于脑部。有人认为阴阳失调状态存在，是中风前期的病理基础。邓氏认为先兆期病理特点在于气阴两虚，风痰内酿，而且指出自然衰老、脏腑功能失调及将息失宜、积损正衰等本质因素是中风发病的关键。高氏认为小中风的形成是因情志、饮食、体质等导致肝肾阴虚阳亢，风、火、痰相互为患，血随气逆，上冲于脑或横窜经络所致，其病机可归为虚、风、火、痰等方面。孙丽敏氏认为老年人由于脏器虚衰，气血不足，血液易处于高凝状态，导致缺血性中风。施氏则明确指出血液流变学明显异常变化是缺血性中风的先兆之一，并进一步以八项血液流变学指标为基础，建立了预报缺血性中风的经验式和预报仪。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看出，众家对于中风病及其先兆证病因病机的认识和研究，比较统一地认为脏腑、气血、阴阳失调，风、火、痰、瘀相互为患，是其发病的共同病理基础。然而孰为中风发病过程的关键环节，诸说莫衷一是，这势必影响对中风病及其先兆证采取哪种有效防治措施的定夺。
我们通过多年来的临床实践，认识到“血瘀”乃中风发病的关键环节所在。这是由于精血不足继之可导致血行滞涩，或因气虚不能推动血液运行而导致血瘀，又因中老年人或嗜食肥甘，或恣食(吸)烟酒，或养尊少动，致使脾失健运，痰湿内生，血脉不利。日久痰浊血瘀互结为患，愈发使宗气不行，精血难充，使肝肾阴亏益甚，水不涵木，从而导致肝阳、心火暴亢，或化风作眩，或阻窍音，或阻络肢麻，此即中风先兆发作之谓也。据此分析，“化瘀”乃是阻断其病理环节的关键所在，这就给我们采取以“化瘀通络、清肝和血”为大法的防治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4.致病因素中风先兆证向中风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诱发因素往往是促使质变、发生完全性中风的重要原因。故对中风先兆发病相关因素的研究，是探明诱发因素，进而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我们从确诊的350例中风先兆患者的病史资料中，对其与中风先兆发病相关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
(1)情志因素：在350例患者中，性格急躁者248人，占70.9％；抑郁者42人，占12％；胆怯者3例，占0.9％；活泼开朗者57人，占16.1％；其中性格急躁者占的比例较大。调查还发现，情绪急躁或抑郁者症状表现重，用药见效慢；而情绪乐观者则症状表现轻，用药起效快；当情志异常时则症状明显加重，其中两人因暴怒突发脑溢血而死亡。反映七情失调尤其情绪急躁易怒者与中风先兆发病关系密切。
鲍氏统计180例中风病人中，性格急躁者占63.8％，外貌柔和而内在刚强者占18.2％，性格抑郁者占12％，指出性格急躁、禀性易怒的人常为易患中风的体质。而我们的资料显示，中风先兆患者多表现为急躁易怒型性格，这说明，两者有此共同的病理基础。
经云：“怒伤肝阴”“怒则气上”“暴怒伤肝”，素性急躁、禀性易怒者，由于长期存在这种异常的心理状态，导致体内气机逆乱，肝阳亢盛，肝阴受损，日久病损及肾，致肾阴亦亏；气机不畅则血行受阻，或肝肾阴虚，血涩不行，停而为瘀，肝气横逆而犯脾，致脾不健运，痰浊内生；肝肾阴虚又可内生火热，或痰气郁结化火；或肝阳暴张，引动心火；肝阳亢逆、阳化风动，而内风翕张。如此，形成一个虚、火、风、痰、瘀并存的病理格局，成为中风先兆的发病基础。
(2)中风先兆发病的时间特点：昼夜发病情况：350例患者中有明显时间规律者173人，占总数的49.4％。其中以下午2时后发病的最多，共67人，占19.1％；中午12时后发病18人，占9.1％；早上发病者47人，占13.4％；晚上发病者41人，占11.4％；中、下午发病的共占28.2％，明显高于早、晚发病者，可能因“日中而阳气隆”阴气衰，而中风先兆病人多系阴虚阳亢之体，而此时阳热亢盛，虚风内扰，易于发作先兆症状。但本组病人中还有177例在一天中任何时间均可发病，说明这种规律性并不显著。四季发病情况：冬春季发病者151例，占43.1％；夏季发病者61例，占17.4％；秋季发病者10人，占2.7％，显示在冬春季发病最多。此因冬春季节气候寒冷，“寒性凝滞”“主收引”，使脉络拘急，血液运行不畅，加之患者多年老体弱气虚，帅血无力，因而导致血流缓慢，经脉瘀滞，脑髓神明失其所养而发作本病。现代研究表明，冬春季节低温气候下，可能引起血压上升尤其收缩压升高，在低气温高气压下，人体处于急躁状态，影响血管动力性变化，加之寒冷空气中臭氧增大，易引起血管痉挛，形成短暂或持续性的脑局部血流障碍而导致本病发生。大量统计资料表明，中风发病率以冬春季最高，多集中在11月至来年2月这段寒冷气候中，而死亡率也在此期为最高，中风先兆的发病亦多集中于此期，说明二者发病时间具有一致性。
(3)遗传因素：调查表明，在中风先兆发病中，遗传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本组病人中，有家族遗传史的共108人，其中脑溢血37人，脑血栓形成44人，高血压27人，累计占总数的30.86％。有的患者出现的症状与其上代的中风前驱症状完全一样，而且其兄妹乃至下代亦出现同样的症状。禀赋是父母赋于后代的天生资质，为先天因素所决定。中风的病理基础是肝肾阴虚，肝阳亢盛，正气亏乏，气血失调，其父母辈罹患中风者，其本身存在的这些素质就影响了后代，使之对内外的致“风”因素抵抗力薄弱。这样，在各种诱因的作用下，这一病理基础日益加重，肝阳愈发亢逆，气机不能调畅，血液流行不畅，甚至凝而为瘀；又脾运不健，痰浊内生，痰瘀滞于脉络。如此，在劳累、或七情异常、或饮酒饱食、或气候变化之际，脑络拘急，血涩不行，神明失养，或肝阳暴张、风阳升动，气血上逆，挟痰挟火，直冲犯脑，发为先兆症状。如这种病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量变转为质变，即发中风急候。
现代研究表明，在中风患者家族中，植物神经中枢调节功能不健全发生率较高，血管张力不稳定，并有脂肪、蛋白质代谢障碍，缺血性中风患者家族高胆固醇血症和血液高凝状态的发生率较高。出血性中风患者家庭，除高胆固醇血症外，低凝状态倾向较多见。由于遗传了这样一些身体素质性因素，且它们又大多能促进动脉硬化，故有中风家庭史者比一般人更易诱发中风。
(4)饮食习惯：对偏嗜醇酒厚味等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历代医家论述颇多。《素问·通评虚实论》云：“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沈金鳌也认为：“风痱病有由脾实者，由膏粱过甚之故。”而张景岳则谓：“酒色劳倦伤阳者尤多此症。”前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嗜酒厚味是中风的形成因素之一，盖偏嗜肥腻则伤伐脾胃，使脾不健运而内生痰热，嗜饮醇酒，助湿生热，亦导致热痰生成；热痰形成后进一步导致气机不畅，血行迟缓甚则凝而为瘀。另一方面，痰郁化火，又暗耗阴精，久则阴精亏损，肝阳偏亢，阳化风动，如此痰、火、虚、瘀、风形成，就会成为中风及其先兆证的病理基础。为调查饮食习惯对本病形成的影响，我们了解了所有病例对肥腻、酒、烟的偏嗜情况。结果，偏嗜肥腻者118例，占34.2％；嗜酒者51例，占14.5％；嗜烟者75例，占21.4％。这说明，对中老年人提倡清淡饮食、节制烟酒，确实是预防中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5)劳逸及生活起居：劳逸适度并保持有规律的生活起居，是生命活动健康活跃的重要条件，过度的劳作及生活长期无规律，则是导致多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人至中年以后，正气日渐虚乏，而年龄在40～55岁者，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重任，常年奔波忙碌而无暇顾及身体健康，每易于突然发作本病。李东垣谓：“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经云“劳则耗气”，过劳则气虚更甚，无力帅血运行，使脉络痹阻，血行不畅，肢体失养而偏废，轻则短时可复，即为小中风，甚而病重难复，成为完全性中风；又烦劳过度，生活起居长期无规律，人的精神及身体机能持续处于紧张亢奋状态，必进一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机紊乱、阳热弛张、肝阳偏旺，甚则阳化风动、风阳上扰，轻则仅现眩晕、昏视、肢麻等症，重则发为中风急候。故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我们观察的350例患者中，40～55岁者187人，占总病例的53.2％；而其中工作繁忙，生活少有规律者，占32.85％，说明劳累和生活无规律确实是中风先兆成因之一。有113人每于工作期间或过分劳累后发病，而在充分休息后症状多能自行减轻。调查还发现，就诊后注意了生活规律、劳逸适中的患者，用药疗效显著，症状减轻快；而那些就诊后工作依旧忙碌、生活无规律者，服药疗效不显，甚至有一例因过度劳累而诱发缺血性中风。这反映出劳累及生活无规律既是中风及其先兆证的发病基础，又是其发生发展的重要诱因之一。
(6)肥胖：对肥胖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刘完素认为：“或言肥人多中风，由气虚，非也。所谓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以通利，若阳热又甚而郁结，故卒中也。”李中梓提出肥人易中风乃“肥人多湿，湿挟热而生痰”。张景岳反刘氏之说，认为“肥人多有非风之症，以肥人多气虚也”。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肥人易患中风的体质特点和发病机理。现代临床资料也表明，在中风病例中，体型肥胖者确占有一定比例。有鉴于此，我们注意了患者的体型情况，力图探讨肥胖与中风先兆的内在联系。在350例患者中，体型肥胖者168人，占48％，接近全部病例的一半，显示中风先兆发病中体型因素不容忽视。所有肥胖体型者均不同程度地合并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另外合并糖尿病者3人，合并冠心病者18人。临床多表现为头晕、肢麻、神倦、气短、痰多、胸闷、口淡或口苦，苔腻脉弦滑等气虚痰盛或痰瘀交阻的证候。
综合古今之说，肥胖导致中风先兆乃至中风产生的机理有三：其一，“肥人多痰湿”，由于痰湿壅遏，致使气机郁阻，血行不畅，甚则凝而为瘀，痰瘀交结，阻于脉络，久则脉道不利，正如楼英所谓“中风皆因脉道不利，血气闭塞也”；其二，“肥人多气虚”“气盛于外而歉于内”，阳气虚馁是肥胖型人的体质特征之一。上海中医学院等调查1275例对象中发现，肥胖体型人群中除正常体质外，阳虚体质者最多，阳气虚乏，一则卫外力弱，风邪易于入侵而导致“真中”，二则气虚无力帅血，血行失其动力而迟缓，进而脉络瘀阻，肢体筋脉失其所养，这种病理状态如短时间内能恢复，即仅出现先兆症状，如不能恢复即发为完全性中风；其三，肥人腠理致密，致使体内气机郁滞、气血流行不畅，壅于体内而化热成瘀，又肝失条达，肝阳偏亢，如遇诱因所激，即肝阳暴张，肝风内动，气血痰火冲逆犯脑，闭阻脉络，轻者短时间可缓，是为中风先兆证，重者病久不复，发为完全性中风。现代医学认为，肥胖体型者因体重超常使心脏负担过重，易伴发高血压，由于心功能不全而常引起脑供血不足，高血压则诱发或加重动脉硬化。另外肥胖者往往伴发高血脂症，并伴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加速血脂在血管壁的沉着，加速动脉硬化。因而，肥胖是中风先兆证的危险因素之一。
(7)腑气不通：最近几年，有关腑气不通与中风病机密切相关的论述不断增加，如王氏报道的210例缺血性中风中，痰热腑实证占70.8％，提出通腑是治疗中风的重要方法之一；汤氏报道70例急性期中风均有便秘腹胀等腑气不通的表现；曾氏在观察中风病情与腑气不通程度的相关性时发现，在全部病例中，大便正常组的病程小于平均住院天数，中、重度便秘组则明显大于平均住院天数，随便秘程度的加重，病程亦逐渐延长，大便正常组的症状明显轻于中度及重度便秘组，中度组又轻于重度组，说明腑气不通不仅是中风的病理特征之一，而且还决定其病情的程度。然而，在中风的前驱期是否也存在这一病理特征呢？为此，我们在调查中注意询问了患者的大便情况，结果，在350例患者中表现程度不同的便秘现象共137例，占39.14％。其中严重便秘者35例，中度便秘者68例，每日虽能排便，但排出不易者34例，说明在中风的先兆阶段就已存在腑气不通的病理现象。在症状表现上，便秘重者，先兆症状表现重，便秘轻者，先兆症状亦轻。当先兆症状加重时，其便秘程度亦见加重，与曾氏的结果一致，而且，兼有便秘的患者，大多合并有高血压，而用药后大便畅通，则血压下降，诸症也随之减轻或消失，显示了便秘高血压中风先兆在病理上存在一定内在关系。
我们认为，便秘与中风先兆的关系，是由中风先兆的原始病因导致了便秘，亦即肝肾阴虚、肝气不调而胃肠津少，肠道气机壅塞，传导失司或年老体衰、正气虚损、大肠传导无力而便秘，便秘后腑气不通，中焦气机壅塞，气血输布受阻，水津运行不畅，气滞而血瘀，津聚而痰生，气郁日久化火，内火熏灼则加重阴虚之势，且阳亢更甚，甚而阳化风动，亦即加重了中风先兆的病理基础。于是，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当这一演变发展到难以逆转时，就必然发生中风病。
以上分析表明：中风先兆证实为中风之轻症，它与中风有相同的病因，又是中风的基础和前提，其实质在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人体气机失调，血行不畅，甚则血瘀为患。因而在治疗上要以疏理气机，活血化瘀为基础，在调摄上要重视心理调节，讲究生活规律，节制饮食，劳逸适度，重视季节预防，保持腑气通畅，对有家族遗传史和肥胖体型者应在未出现先兆证之前就积极预防。如此，达到五脏元真通畅，气血和调，“疏其经脉，令其条达”，除去“中风”的内在因素，就可以预防中风于未然。
四、经验与心得
1.出血性与缺血性中风先兆证的鉴别出血性中风与缺血性中风发病后，在病势轻重、预后转归以及采取的相应治疗措施上不尽相同。那么在中风前，是否其中风先兆证的证候表现也各有不同，治疗是否也当有异？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全面有效地防治中风病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通过长期治疗中风病以及近5年来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治疗中风先兆证的临床实践，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经临床大宗病例观察表明：缺血性与出血性中风先兆证的证候表现，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之候。二者主证表现虽皆可见眩晕昏视，偏身麻木，或短暂性语言謇涩，或一过性肢体瘫软无力，舌下散布瘀丝、瘀点等证候外，出血性中风先兆者还多表现有肝肾阴虚、肝阳(心火)上亢的证候，如急躁易怒，头目胀痛，面红目赤，大便秘结，舌紫黯、脉弦硬等症；而缺血性中风先兆者则多兼有气虚血瘀证候表现，如气短、乏力、自汗，舌淡紫、脉缓涩等症。这仅就一般而言，如果诱发因素不同，其发病性质也有例外，如肝阳上亢者，若过用汗、吐、下之法更伤其阴(也有因血压偏高者过量服用降压药的)，使阴液耗伤，血滞为瘀，则易致缺血性中风发病；还有一些平素辨证虽属气虚血瘀者，而在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发为出血性中风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者兼有痰瘀互结的证候表现，常伴痰多胸闷、苔腻脉滑等症，也常因诱发因素的不同而导致不同性质的中风。因此，对于出血性与缺血性中风先兆证，既要注意辨证鉴别，又要注意不同诱发因素的致病作用。在治疗上除针对其共性的病理环节进行辨证论治外，也要强调对诱发因素的监护和自我调理。
2.综合性防治措施从以上探讨中可以看出，中风与中风先兆证的发病，病因繁杂，病机多变，诱发因素涉及面颇广。这提示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方能达到最终目的。我们近年来虽然紧紧抓住了其病机演变的关键环节“肝热血瘀”，采用化瘀通络、清肝和血法施治，初步取得了一定效果(治愈率为73.1％，总有效率为86％)，但对于如何采用综合性防治措施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正如王永炎氏所强调的：“中风病的预防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周期较长，难度较大”。我们下一步将着手从药物、针灸、气功、食疗、体育运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防治研究，力争将中风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进一步提高防治效果。
3.对中风预报的正确估价为了积极有效地防治中风病，不应只停留在已出现中风先兆症状时才进行治疗，而应在此前即能作出微观诊断，进行预报，从而采取有的放矢的早期防治措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延迟或防止中风病的发生，因此，建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科学的中风预报系统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一方面的工作，上海、山西等地的医疗单位已先迈出了一步，他们所编制的中风预报电脑软件已在全国许多地区推广应用，但这一预报系统只限于对缺血性中风病的预报。此外，据我们的长期观察，这一预报系统还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1)对中风危险因素的设计尚不全面，如缺乏遗传、心理、性格等方面的数据资料；(2)忽视了各种诱发因素的突发致病作用(如情绪波动、气候变化等)；(3)过分强调了一过性血液流变学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机体的整体调节作用；(4)只强调了血液流变学异常对缺血性中风的预测价值，而忽视了出血性中风前期也存在有明显的血液流变学异常，因此，这一预报系统还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漏诊和误诊现象。另外，此预报系统缺乏中医的“四诊”特点，其预报结果也就更难显示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其不足之处，尤其要加强研究具有中医特色的现代化中风预报系统，将中医“四诊”所得的宏观证候与现代科学的微观检测方法相结合，探索出中医各类证候的微观指标，以利于发挥中医药防治中风病的长处。此外，还要积极开发无创伤性中风预报的检测手段，在确保预报准确的原则下，尽量减少检测的费用成本，以利于大范围地开展普查防治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初步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但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