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地区的造纸业也有很大发展。清人周蔼联《西藏纪游》中记载：“藏纸似茧纸而坚韧过之，有宽广至三四丈者。余曾购一幅，约长丈二三尺，宽七八尺，文理坚致如高丽纸……藏纸即藏经纸也。彼地有草一种，叶如槐花，如红花，以其根浸捣，如造皮纸法。常用者不禁，其洁白而厚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班禅用以写经，有私造私售，亦犯重辟云。”同书还记述：“藏经书于番纸上……纸短而宽，两面可书，夹以木板，不装订也……贝叶乃贝多树之叶状，如梧桐叶而差夫，微带黑色。当系捣叶作纸，如藤纸、竹纸、茧纸之类。”清人黄沛翘的《西藏图考》中收录《藏纸诗》，诗中赞扬藏纸说：“孰意黄教方，特出新奇样。臼捣柘皮浆，帘漾金精让。取材径丈长。
约宽二尺放。质坚宛茧炼，色白施浏亮。涩喜受于麋，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何异高的楮，样笺亦复让。”由上述诗着中可知，清代藏纸一般用当地的草类、贝叶为料，制法如同内地皮纸等技法。质地坚韧不亚于内地茧纸，既适于书画，又可做糊窗纸、纸帐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优良品质亦无异于内地流行一时的朝鲜高丽纸。
随着明、清时期造纸业的不断发展，纸在社会上的用途越来越广，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抄写、印刷、书画、装饰和宗教迷信活动之外，纸制品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
明、清时期，朝廷除各地贡纸外，还要从各地产纸中收集上万乃至数十万张良纸，以满足官府公务和文化活动的需要。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政府用于运销茶盐等物的纸张数达上百万张。这些纸张均来自各省造纸产地。据《明会典》
记载：“陕西十五万张，湖广十七万张，山西十万张，山东五万五千张，福建四万张，北平十万张，浙江二十五万张……”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
中，也记载了明政府大量用纸的不少情况，同时还记录了一些纸张的时价。如卷十五记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中夹纸两千五百张，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系按院赎银。笔五百枝、墨一百锭，价十三两。抬连纸两千张，价一两八钱……兰呈文纸五千张，份三十三两。”可见明代朝廷活动耗费的纸张量是相当可观的。明、清两代曾组织文人编纂宏篇巨帙《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其中明代《永乐太典》一共辑人两万两千九百多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有正本和副本各一。而清代《四库全书》一共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千九百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册，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并先后抄录了七份。这两部空前的巨着耗费的纸张更是难以估算。
明末清初史学兴盛，文人纷纷着书立说。明末清初的全祖望曾说：“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这些着作的抄印所耗用的纸张也同样是相当惊人的。
明清的书画艺术相当繁荣，大批杰出的书画名家竞相施展才华，形成了中国书画史上绚丽的景象。优秀的书画作品不断涌现，灿若群星。其中相当数量的名人佳作流传至今，为中外一些着名的博物馆、书画院及私人收藏家所珍藏。这些均得利于纸张的广泛应用和明清书画用纸的优异质量及长久寿命。纸还常常与明清一些书画家的笔墨轶事联系在一起。如清代扬州画派的郑板桥酷爱画竹，为更加生动地刻画出竹姿质清雅、傲岸坚挺的风韵，他曾于秋冬之际，截竹竿为窗棂，再糊以白纸。如此可使片片竹影在日月辉映下现人窗纸，宛若天然图画。艺术家便在这纸窗竹影中获取艺术灵感，从而创作出一件件轻盈秀逸、潇洒不俗的竹画作品。
明、清一些小说、诗词和启蒙作品中，也常出现与纸有关的内容和语言。如《红楼梦》第一回的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清人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回：“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清人厉鹗诗云：“白版闲题杜牧诗。”清人薛时雨词曰：“纸上湖山亲领略，转惜画工笔拙。”清代蒙学读本《增广贤文》言：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明代的纸币在宋、元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年(1375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令民闻通行。以桑穰为科，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近，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资交易。违者罪之。”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诏令百官禄米皆给钞，始以纸币为官员薪俸。清代由于银两和铜钱重新大量流通，纸币作用因之减小。
明、清宫廷和民间流行一种装饰用的糊壁纸。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介绍了一种糊壁纸的用法：“糊书房壁，先以酱色纸一层，糊壁作底。后用豆绿云母笺，随手裂为零星小块，或方或匾，或短或长，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圆，随手贴于酱色纸上，每逢一条，必露出酱色纸一线，务必大小错杂，斜正参差。则贴成之后，满房皆水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闻……无一不成韵事矣。”这种糊壁法以两种纸笺杂色相间，错落有致颇具艺术风格。而这类用以糊壁的装饰纸，一般染成各种颜色，有的还在上面题诗作画或印制彩图，与当今流行的用以室内装修的墙壁纸极其相似。
明、清时期宫廷和民间仍经常使用纸制品，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明人顾超的《梅花》中有“寒生纸帐春多梦”的诗句，说明了明代仍有纸帐。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提倡节俭，下令所有宫女一律用纸做衣服护领，一日一换，以保持清洁。这种做法，免去了宫女每日换新衣的旧例，节省了费用。
不久民间纷纷效法，风行一时。不过，宫中护领用的纸相当高级，一律由江西玉山县进贡。民间用纸则比较粗糙。
清人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提到有一种纸箫的品质在竹箫之上：“闽开元寺前，有卷纸为箫者。周亮工得之，色如黄主，扣之铿然，以试善箫者，无不称善，或题之曰：外不泽，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清人邱菽园在《菽园赘谈》中，也谈到清代有纸砚和纸酒杯：“抑吾又闻贵州出纸砚，用之历久不变。余杭蔡冶山得纸杯注酒，不渗不漏。”可见明、清时期的纸制品，已广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造纸行业也像其他生产部门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造纸业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槽的小批量生产方式，实行多槽联合，槽户主人雇佣造纸工人，槽坊内部分工更加明确，生产规模扩大，槽户的日产纸量因而大增。
据清代康熙年间编《上饶县志》记载：“江西铅山石塘镇，各槽户帮工不下一两千人”。清人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道光初年陕南造纸业进行了描述：“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腧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雇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严如煜还在书中写了一首《纸厂咏》诗：“二千余年来，遗法传乡里。新篁四五月，千亩束青藤。方塘愁砖石，尺竿浸落水。成泥奋铁锤，缕缕成丝呆。精液凝瓶甑，急水沸鼎耳。几回费淘漉，作意净渣滓。人槽净小帘，玉版层层起。染绩增彩色，纵横生纹理。虽无茧绵坚，尚供管城使。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峰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从这些记载和诗作中可以看出，清代的一些造纸作坊或工厂，已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性质。
明、清一些规模较大的槽坊，内部比以前分工更细。据清代乾隆年间编《铅山县志》记载：
“每槽四人，扶头一人，春碓一人，拣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由此可见，槽坊分工非常明确，第一道工序设有专门负责的纸工，各司其职。而且还有工头(扶头)。在当时这对造纸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生产效率相对提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
明、清时期一些槽坊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据清代雍正年间编《江西通志》中记载：
从明代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以来，在江西永丰、铅山和上饶兴起许多纸坊，每一槽户主人都雇有相当数量的造纸工人，这些纸工都“日日为人佣役”。清代《刑部钞档》记载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某纸坊中雇主与纸工的雇佣关系：“陈黑因喻梅家雇伊破竹造纸，每日议给工钱二十五文。喻梅请陈黑饮酒开工，陈黑查知各蓬破竹每人均系钱三十文，当、即辞工不做。”由此可知，清代被雇用的纸工，可以根据工钱自由选择雇主，这显然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可见在明、清造纸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于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阻碍，使中国造纸业中的资本主义统治萌芽未能继续发展下去。
清代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造纸行业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尽管传统造纸生产经验日益丰富，手工加工技艺日趋成熟，但造纸技术却始终没有新的突破。因此中国造纸业直到清代后期仍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造纸业在产业革命后却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从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创造了更加先进的造纸技法。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以新式机械打浆机代替了传统的打浆工具春杵，以长网造纸机取代了古老的抄纸工具竹帘。手工造纸逐步发展到了机器造纸，西方的造纸技术水平因而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中国造纸业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清政府更加腐败无能，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上饱受各国列强的欺诈和掠夺。中国造纸业陷入了十分凄凉的境地。
19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机制纸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严重地打击和排挤了中国造纸工业，国产手工纸产量一落千丈。中国各地，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衰落的景象，许多槽户纸坊纷纷破产倒闭。以盛产宣纸着称于世的皖南宣城、郎溪、广德等地的宣纸生产相继被迫停产，仅存的泾县宣纸制造业也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昔日“沿溪纸碓无停息”的盛景已不复存在，余下的只有美人迟暮般的悲凉境况。宣纸生产从此江河日下，直到1949年以后才大有改观。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洋务派首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上海主持设立伦章造纸局，以后各地也陆续建立机器造纸厂。但造纸设备和纸浆均依赖进口，生产不能自主，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加工厂，所造纸张质量也较差，且产量低、品种少。作为一个发明造纸术的文明古国，竟然依靠进口外国纸浆来维系本国的造纸生产，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造纸业的一大耻辱。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造纸业才重新恢复了活力。新一代的中国造纸技术人员和工人，一方面继承了祖先传统的造纸生产方法和经验，一方面吸取了国外先进的造纸生产技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的造纸工业体系，使古老的中国造纸业焕发出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