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一生与明清更迭的大动荡相始终，走过了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的人生道路。
1.党争健将。黄宗羲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尊素为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获罪，冤死狱中。崇祯元年(1628年)春，黄宗羲千里跋涉，赴京为父鸣冤，以铁锥刺杀阉党余孽，声震朝野，时年十九岁。此后，他遵父遗命，师从绍兴着名学者刘宗周。浙东素为人文渊薮，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之学盛极一时，及至明末，王学末流援儒入释，致使禅学弥漫而与之颉颃。黄宗羲年轻气盛，邀约文士以壮宗周声势，与王学抗衡。到南明灭亡，他又参加抗清，屡遭追捕。历经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一觉“老冉冉其已至”。以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间所陆续撰成的《易学象数论》《明夷待访录》
为标志，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着述和讲学生涯。康熙初年，他游历浙东各地讲学，致力于刘宗周遗书整理，并宣讲刘氏学术主张。浙东各地，一时人才辈出，经史之学蔚为大盛。
晚年的黄宗羲弟子林立，声名远播。他的学术，博大通达，历史学、经学、天文历法、数学、舆地，诗文以及版本目录诸学，多所涉足，为后世留下了五十余种，近千卷的着述。
2.学术巨擘。黄宗羲一生着述甚多，但以《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为其代表作品。清初，孙奇逢继周汝登之后着《理学宗传》，开清初编纂学术史风气之先声。这给予黄宗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儒学案》体例严整，自成一家，堪称名副其实的“为学作史”。卷首冠以《师说》以示全书立论宗旨，以下则分十七个学案。各案前均有他的绪论一段，提纲挈领，介绍案主学术宗旨。之后为案主本传，记其一生学行文集，语录等资料选辑，则自案主全集纂要钩玄，置于卷末。这种三段式编纂体例，结构严整，首尾一贯，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历史编纂学素养。至此，黄宗羲集先前学案体学术史之大成，使之臻于完善和定型。
《明夷待访录》不分卷，共十三篇，是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进行系统批判的专着。其主要特点在于：首先，是明确君臣职分。书中论证了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道理。认为人君专擅独裁，天下人就会怨恶他，把他看作仇敌一样，称为“独夫”，于是天下的大害就是人君了！君有君的“职分”(职责分内的事)，臣有臣的“职分”。
他的君臣观是君与臣应为师友而非主仆。从而得出天下的安定与混乱，不在于一姓的兴亡，而在民众优乐的着名主张。其次，是关于“有治法而后有人的法治主张。作者断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他还提出天子认为对的并不就是正确；天子认为不对的并非就真错了。这无疑是对君主个人专权的有力抨击。再次，是他对以“富民”为宗旨的经济思想的阐述。“藏富于民”，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传统经济主张，黄宗羲继承发展了富民思想，并拟出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尤为可贵的是，他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认为正常的工商活动都不应视为末务。《明夷待访录》在清初引起思想界的共鸣，到清末它对维新思潮的兴起，还产生过积极的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