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思想大体经历了“三变”最初泛滥于词章，继之尊朱熹说循序格物，后又出入于佛老之学，最终崇奉心学，“三变”而始入门。入门以后，又经“三变”而达到成熟：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提出“知行合一”之说；到南昌倡导“致良知”之教；再到绍兴从事讲学授徒，其学说日臻成熟。明代中期，程朱理学仍然是官方哲学，王守仁在青年时代曾信奉朱熹的哲学。但是，由于他遭受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对程朱理学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当时朱熹等理学家注释的《凰书》《五经》，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一般读书人都得背诵，以此获取高官厚禄。至于理学家们身体力行的道德修养，由于其方法的繁琐和陈腐，逐渐被人们抛到脑后去了。从而形成了空谈性理而道德沦丧和腐败的学风，并由此而影响到社会风气的颓废与败坏，促使明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这才使王守仁抛弃程朱理学而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并大大的发展了陆的心学。据王守仁自己在《传习录》中说，这一转变是他一连格了七天的竹子，大病一场后开始的。他认识到天下根本没有可格之物，而要从内心去寻求解决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的办法。他认为，只要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和教育的手段，就能体认“天理”，达到“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目的。即实现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使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得到缓和，从而挽救明王朝统治的危机，这就是王守仁心学思想体系的实质。
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本体论。
王守仁认为，“心”与“性”“命”是同一的，即都是道的体现。王守仁“致良知”的认识论，来源于《孟子》的“良知”
与《大学》的“致知”。他把这两者加以改造就成了“致良知”的学说。“致良知”标志其心学哲学逻辑结构的完成。
所谓“良知”，孟子指的是一种不经后天学习的先验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王守仁则将“良知”
作为融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道德论为一的范畴。他认为“良知”为“心”之本体，它处在虚灵明觉和恒照的状态。因此，作为脱离了具体“身心”特征的“良知”(“心”)，便是脱离具体“器”的“道”。另外，“良知”能生天生地，这即是他的万物生成论。“知行合一”的提法，为王守仁所首创。
王守仁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其中的“心即理”是三说的理论基础。由于程朱“道学”成为儒家正统而被朝廷所承认，并严格排斥道学以外的学说，不仅助长了文化专制主义，而且程朱道学也完全成为士家子弟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日趋僵化。
在这种情况下，王学产生。王守仁之学主要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以及由于朱学的僵化而造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弊端，也是为“破心中贼”
服务的。
王守仁“心学”的出现，贡献之一是对人的价值的日益自觉的反映。从汉至宋，在董仲舒和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中，其最高范畴是“天命、天理”“理”，个人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被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王守仁把“吾心良知”作为最高范畴，取“天理”“天”而代之，无疑突破了“天理”的一统局面。作为普遍的人性，“吾心良知”则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同一的，从而打破了人性的品级的区别等级的划分。主张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客观上提高了愚夫愚妇的人格地位，这显然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违背。这虽与王守仁的初衷相背，但客观事实却无可辩驳地表明，王守仁心学的出现是宋明理学的破坏或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