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他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灵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而不应该宗唐宗宋。它反对专求神韵，认为会流于纤弱；也反对格调说窒息性灵，又提出要用孔子的“兴观群怨”
代替格调说的“温柔敦厚”。袁枚的这些主张显然继承、发展了明代公安派的观点。在创作上，他的成就也高于公安派。他的作品感情奔放，笔调活泼，清新隽永，流转自如，试看《春日杂诗》：
“千枝红雨万重烟，画出诗人得意天。山中春云如我懒，日高犹宿翠微巅。”但他所说的性灵，实质上是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致，他同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一样忽视了对现实的反映。所以他的诗多属身边琐事的咏叹和对风花雪月的吟咏，缺少社会内容，也有不少率意之作，境界趣味不高，流为轻滑。与袁枚齐名的赵翼(1727～1814年)，是一位学问博洽，识见高超的史学家，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诗史，遂得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结论。所作长于议论而不乏理趣。他奉调至云南参加对缅甸战争时写的五绝《澜沧江》：
“绝壁积铁黑，路作之字折。下有百丈洪，怒喷雪花热。”语言精警，意象奇险，声情俱美。蒋士铨(1725～1785年)，推崇袁枚的“性灵”说，诗作却受黄庭坚影响，讲究骨力，风格沉雄。
在乾隆诗坛上，成就较高的诗人还有郑燮、黄景仁。郑燮(1693～1765年)，工书善画，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古体诗鞭挞贪官污吏的残酷，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语言朴素，描写深刻，富于现实主义精神。近体诗清新流畅，自由洒脱，含意深厚，其中一些题画诗尤见特色。例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黄景仁(1749～1783年)，终生贫困，34岁即病故。诗以写个人的凄凉身世之感为主，抒情深入沉挚，使人回肠荡气。他善用白描，语言清切。其七律《都门秋思》云：
“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前人评其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郑、黄之诗可谓“盛世哀音”。此外，桐城姚鼐(1732～1815年)作为古文家亦工诗，七律格高调响，古体则能融人散文笔法，气势开阔。广东的黎简(1748～1799年)和宋湘(1756～1826年)也都主张抒写真性情。
宋诗自然磊落，能以古诗人律，风调酣畅；黎诗幽深曲折，奇峭警拔，诗中有画。四川的张问陶(1764～1814年)异军突起，其诗学观点与创作风格接近袁枚，规模才气却不及袁，而刻意锻炼则超过。他的诗意境空灵清警，近体尤工。例如《阳湖道中》：“风回五两月逢三，双桨平拖水蔚蓝。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写江南春景，色彩明丽，生机勃勃。
乾隆至嘉庆年间的舒位(1765～1816年)、孙原湘(1760～1829年)、王昙(1759～1816年)被并称为“三君”。他们继承了“乾隆三大家”的创新精神，但更注重学问功底，风格也更趋于拗涩诡异。
其中，舒位尤才力纵横，擅长歌行，博丽奇崛。此外，还有吴锡麒(1746～1818年)，其诗格调秀雅，词采妍丽。洪亮吉(1746～1809年)，气势奔放。他被遣戍伊犁途中描写天山和翰海的长篇短制，都新奇瑰丽，令人神往。
从以上简概的勾勒不难看出，清初到乾嘉时期的诗坛，有大家、名家，有各种不同的诗歌理论、诗歌流派和艺术风格，或同时并立，或前后相继，互较短长，争奇斗巧，可谓奇姿异态，色彩纷呈。
从比较全面地学习和继承唐诗和宋诗这个角度来看，已显现出超明越元、抗衡唐宋而又融合唐宋的新局面。
清初到清中叶诗歌在表现人的思想解放方面，同明代诗歌相比，思想锋芒有所消退、减弱，但艺术魅力却大大加强了。从吴伟业的长诗《圆圆曲》
可见一斑。这首诗把吴三桂和陈圆圆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写得那么美丽动人，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诗人竟然敢于讴歌吴三桂对爱情的忠贞、扞卫爱情的勇敢、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气概，表现出对封建道德与传统观念的冲击与突破。章培恒先生深刻地指出：“此诗所显示的，是对于个体的人——无论其为卑微的妓女抑或逆子叛臣——的命运的深切关心，而这也就是此诗能够深切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如从思想渊源说，具有上述特点的《圆圆曲》
自是晚明那场增强个人意识的思想运动的产物；如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那么，这种内容上承萨都剌的《杨妃病齿图》，下与五四文学具有若干相通之处。”(《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清初到清中叶诗歌的复兴，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
从鼎革之乱、家国之痛，到局势稳定、盛世降临后统治者的思想专制和森严文网，使清代的士子文人普遍具有一种屈从现实的难堪之感，一种想与现实保持距离或超脱现实的心态，使他们向往着回归古代寻找古典式的个人情趣以获得精神寄托。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士人心态反映在诗歌的理论和创僬上，就是复古多而创新少。作为正统文学的清诗毕竟仍然倚据古典传统和前人的框架，因而不可能进一步深化自的时代感受。从总体上说，它最多停留在古代的水平上。清诗直到清代中叶，也还没有能如唐诗和宋诗那样形成鲜明而又独特的时代特色。这正是处于衰落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必然症候。
宋初诗人对唐诗的沿袭和革新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兵变，取得政权，建立宋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割据分裂局面，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宋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仅次于唐的又一个高峰。它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把唐诗没有开拓的余地加以发展，而且具备了不同的风格特色。
北宋诗，是宋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初、中、后3个时期。
初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中进土之时(960～1030年)，大约70年。这是宋诗的沿袭期。
宋代开国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遗风，来不及积极地创造发展。这时，诗坛上有3个流派，称为宋初“三体”。一是“自体”，以王禹僻为代表，有徐铉；李防等人。他们学白居易诗的浅易风格，又承袭元稹、白居易诸人次韵唱酬的习气。其中王禹僻(951～1001年)的成就最高。他出身贫寒，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他不仅学白居易，还学杜甫。其诗敢于面对现实，关注民生疾苦，表现对国事的忧虑。他有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的遭遇和怀抱，畅所欲言，挥洒自如，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先声。有的写景抒情诗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精练，写景生动，意境清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体诗派常见的内容浅薄、语言浅俗的毛病，给宋诗带来了新的气息。其二是“晚唐体”。这一派诗人主要是一些在野的山林隐士、下层文人和僧人。代表人物有林逋、魏野、潘阆和“九僧”。他们以学习贾岛、姚合为主，尚苦吟，重工巧，喜白描，忌典故，诗境狭小，风格或平淡高远，或闲逸孤峭，或清苦深细。多采用五言律绝描写山水景物，表现隐逸情趣。其中，林逋(967～1028年)影响较大。他一生未娶未仕，隐居杭州西湖上的孤山，以赏梅养鹤自娱，人称“梅妻鹤子”。山水诗《宿洞霄宫》中的“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可见其清逸幽远。他以咏梅着称。《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花的姿态和神韵，广为传诵。总的来看，晚唐体虽然细碎小巧，但似乎也预示了宋诗精细化的倾向。其三是“西昆体”，因杨亿编辑《西昆酬唱集》书而得名。这一派的形成是在白体诗之后，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他们是宫廷的文学侍臣，有较深厚的文化学识，对曾流行于官场的白体诗的浅陋平俗不满，故而学李商隐，想用李商隐雅丽密致的诗风予以矫正。他们有少数咏史诗，有感而发，借古讽今，富有现实意义，但绝大多数是歌咏宫廷生活、表现男女情爱或咏物之作，内容浮薄，远离现实。在艺术上，他们矫枉过正，卖弄学识，过分在词藻、声律、典故上用功夫，因此创作成就有限，甚至产生了一些流弊。但他们在重视诗人主观的学识修养、重视作品的文化品位等方面，却显示了以才学为诗的宋代诗风的端倪，所以后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倡导诗风变革，对于杨、钱等人的才学和诗歌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北宋诗的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中进士起，到神宗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止(1030～1072年)，凡40余年。这是北宋诗歌革除旧习，开创新风的革新时期。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以其诗歌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在确立新的诗歌观念和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梅尧臣(1002～1062年)，字圣俞。他强调发扬《诗经》、《离骚》的优良传统，注重诗歌的形象性和意境的含蓄性，主张“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还追求“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并把“平淡”作为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艺术主张。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不少作品生动真实地描绘出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农民的贫苦生活，表现了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对残暴官吏的愤恨。如《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简辣、深刻地揭示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他还有不少写景抒情诗，善于在常人不经意处捕捉诗意，创造出清奇的意象，风格或闲远平淡，或古硬质朴。例如《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对景物观察细致，体验深刻，显示出在平淡中见精微的特色。梅尧臣对宋诗的发展起着开辟道路的作用，后人称他是一代宋诗的开山祖师。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他认为诗歌应“警时鼓众”，“致于用而已”。他“发其愤懑于歌诗”，写了许多指陈时弊、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作品，比梅诗更大胆直率、痛快淋漓。在宋代诗人中，他是较早地关心宋辽战争、抒写杀敌报国英雄抱负的一位诗人。他的写景抒情小诗大多感情强烈，想象奇特，笔力雄健，色彩鲜明，意境开阔，与梅诗大异其趣。如《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欧阳修评苏梅二家诗云：
“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清人叶燮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但苏诗往往失之粗糙，梅诗常常流于枯瘠。
在宋代的诗歌革新运动中，苏梅是前驱者，而将这个运动引向胜利的是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年)，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他倡导古文运动，并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穿到诗歌的革新之中。他认为变革诗风的目的在于恢复风雅古道，使诗歌密切联系现实，切于实用。他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强调生活阅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作诗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渊博的学问和高超的识见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他的诗内容充实，思想性强，或批评时政，谴责朝廷对辽国屈辱求和，抨击赋敛、兼饼、力役之弊；或指斥小人当道；或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或慨叹人生世态。他还用诗歌评骘人物、品藻诗画。他的诗同时受到李白、韩愈的影响，具有多样的风格，因题材和体制而异。近体仍属唐格，工整流畅，平易自然，多情景交融之作，很少议论用事。例如七律名篇《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人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此诗起势突兀，尾联翻进一层，通篇文字平易，却语有曲折，意有顿挫，气脉流畅，既富诗情，又蕴哲理。由于他是古文家，又有高深的学问，在古体诗中更多地“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诗中运用古文章法句法，讲究顿挫转折，虚实正反，有时几乎通篇散行，句型长短错落，参差跌宕，甚至直接运用散文常用的语气助词、介词和结构助语等，用韵多变，随情感变化而调整韵脚，换韵讲究平仄互换，以助抑扬顿挫之美。这种散文化、议论化与韩愈一脉相承，却以平易清畅代替韩愈的生僻险怪，比韩诗更多一唱三叹、流动潇洒的韵致。这是欧阳修学韩而高于韩之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飞盖桥玩月》、《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等篇，都是体现欧诗散文美之作。总之，欧阳修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开拓了诗歌艺术的新领域。而他对宋诗的最大贡献，则是创造了一种表情达意畅快明白、有别于唐诗而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诗歌语言风格。虽然欧阳修有的诗也写得过于散漫，说理过多，缺乏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三人的创作实绩，奠定了宋诗的崭新风格和繁荣的基础。
苏轼开拓宋诗新境界的功绩
北宋诗歌发展的后期，从宋神宗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到宋钦宗靖康元年北宋灭亡(1072～1126年)，凡50余年，是北宋诗歌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代宋诗风格成熟的鼎盛阶段。
在欧阳修去世前，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名家先后在诗坛崛起，成为领袖人物，是他们把欧、梅等开始的宋涛新风推向前进。其中，年岁稍长的王安石(1021～1086年)是介于中期与后期之间的重要诗人。他又是杰出的政治革新家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今存诗1500多首，前后两期以退居江宁为界，在诗风上有很大差别。前期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许多政治诗和咏史诗，突出地代表了宋诗政治色彩浓厚的倾向，也为宋人写作关注现实、讽喻政治的诗歌作了示范。除《明妃曲》等少数作品写得感情深沉诗味浓郁外，多数作品以议论为主，缺乏形象和诗味，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
后期因革新失败，退居金陵，放情山水，主要创作写景抒情诗，在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道路，注重艺术锤炼，炼字炼句，讲究对仗、用典、声律，构思新巧，形象鲜明，追求意境清远、圆熟自然的风格，名篇佳作迭出，在宋人绝句中首屈一指，被南宋人严羽称为“王荆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