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旅德华侨，曾讲过他的一次亲身感受：
他刚到汉堡时，跟几个德国青年驾车到郊外游玩。他在车里吃香蕉，看车窗外没有人，就顺手将香蕉皮丢了出去。驾车的德国青年马上来了个急刹车，然后下车去拾起香蕉皮并塞到一个废纸袋里，放进车中，并对他说：“这样别人会滑倒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监督，青年的做法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
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处于中欧，冬季非常寒冷，因此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居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而被困在那里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回忆：
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已经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到前方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已经处于政权的真空状态。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竟没有发生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件，他们全部真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50多年后，季老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无限感慨：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主义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他曾经问过一些普通的德国人，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自觉，得到的回答很简单，都一样：责任，一个公民的责任。
“二战”时，美国一个空军大队长，他的机组在一次与日本战机的战斗中机毁人亡，他驾驶的战机也已千疮百孔，同时他已身负重伤。但是一种神奇的责任意识让他将一摇三摆的战机安全降落在后方机场，而且他走下了飞机，按照军人所有纪律的要求，在向地面指挥官履行了必要的礼仪程序后，才慢慢倒下。在场的医务人员发现他实际上在两小时前已经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虽死犹生”呢？是责任，强烈的责任意识明代清官刘大夏说得好：“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尝死，即一日忧责未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履行责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