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博弈的智慧
45712500000004

第4章 要杜绝内耗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总是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打着安内的幌子进攻共产党,让国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来说,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么他们各自的优势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与安内的博弈中,却正是一个“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很明显是因为内部还存在一个博弈参与者或者说有一个博弈对手,或者说是博弈双方的利益竞争者,在这个博弈中应该存在三个博弈参与者,内部两个,外部一个。我们假定这三个参与者分别为甲、乙、丙。丙为外部参与者,甲乙为内部的两个博弈者,这样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了。

甲的选择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内打乙;联合乙打丙;联合丙打乙。在这四种策略中,先攘外,那么就首先会受到丙的攻击,而此时乙就有两种选择,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动,而选择攻打甲的现实收益值最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给打败;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败了对方,那么乙再去打的话,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为负了,因此等于是乙的劣势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理性人的假设的话,乙肯定会选择优势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时,甲就会两面受敌,很容易给敌手打败,这就成了甲的劣势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内部,那么丙就又获得了主动权,它去打甲的话又变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敌人,它打甲时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时是甲乙双方同时受损,收益值都得负,但比两面受敌要好得多。如果联合乙打丙,甲乙双方都获益,收益值都为正,合作是双方的优势策略。

如果联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为负了,因为乙被打败的风险增加,这就是甲的严格优势策略。反之,这种策略对乙也成立,结果就是:甲乙都联合丙是各自严格优势策略,双方都跟丙联合,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失,这样就陷于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国历史上,北朝与突厥的博弈就属于这种情况。

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这样就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西魏建立后,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环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环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年),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

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宇文泰这样一做,东魏的高欢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儿嫁给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儿子,还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结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却坚持要把女儿嫁给高欢自己,高欢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别室来迎娶突厥公主,而且还向突厥的可汗进贡大量的丝绸和粮食。这样东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证各自边境的少数民族不会大举进攻自己,有利于各自集中力量来进行内战。而突厥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好处。而从博弈来看,东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只要东西魏不能联合,他们就无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换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东西魏的“囚徒困境”随着东西魏的灭亡而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齐和北周。根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举攻灭了柔然国。突厥又联合当时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哒,结果攻灭了破哒;在东面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们赶到了高丽才罢手;在北面吞并了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成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国家。而此时的齐与周却连年交兵,两国都只好争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里谋划与突厥连兵攻打北齐,因此亲自向突厥请婚,愿意娶突厥公主作为皇后;齐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请求结成婚姻,送的礼比北周更多。最后,突厥通过权衡利弊,觉得北周的发展前途要大些,于是就允许与北周通婚,并且派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一齐攻打北齐的晋阳。武平二年(571年),北齐派斛律光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戌十三所。对北周和突厥的联军严阵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国抱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率步骑万余进攻平陇,与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开大战,结果周军大败,被俘杀千余人。接着北周又派其柱国纥干广略图攻宜阳,斛律光率步骑五万增援,大战于城下,又打败了周军,夺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获周军千余人。

突厥看见北周的军队这么不中用,大为惊骇,马上引兵出塞。但他们就是逃跑也没有忘记抢东西和搞破坏,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抢劫掳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钵继位可汗。此时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年都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年经常有数千人以上,周国都得供给他们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也怕突厥入侵边境,所以也就跟随北周的做法,送给突厥大批贿赂。这样,佗钵可汗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愈益骄横,他经常对臣下戏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这么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所以历史上曾把北齐和北周之间的战争,称为“突厥两个干儿子之间的战争”。

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曲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周实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大体方针,具体的是联合突厥先攻灭北齐,实行的正是博弈论中严格优势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内部的争斗,就必然会发动攘外的战争了,周武帝正是遵循这样的路数。此后突厥屡寇边境,579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但是整个北周可以说都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的具体博弈矩阵。

攘外与安内的选择

从博弈矩阵来看,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但由于它们各自本身的矛盾冲突,就决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存在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就是共同安内,也就是互相内耗。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

不仅整个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北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也是由北朝各个国家本身的实力所决定的。当然更是北朝各国内部的纷争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地来对抗突厥的局面了。所以我们说,北朝各国都无法走出“囚徒困境”,这也就决定了北朝无法摆脱突厥的阴影。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它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它们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携手对抗突厥,也就是东魏和西魏合作,北齐和北周联手。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东魏和西魏永远都没有合作的可能,北齐与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时把它们都灭掉,但这种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国注定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北周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就警察来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就历史看来,历史总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线性规则自然诞生着“囚徒困境”的历史事件,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轻轻地抹掉。历史没有创造博弈论,但它却处处在运用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