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博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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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兄弟和对手的区别

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灭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这从下图可以看出。

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发生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的,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下图可以显示唐王朝的忍辱负重策略的成功。

……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在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的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