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产生是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新兴的寒族中小地主和大的士族豪门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冲突的历史结果。隋朝已于587年实行了科举制，隋末的一场社会大变乱又一次严重摧毁了士族的势力。既然垄断官场高位的阶层一蹶不振，那么，在唐朝建立之后实行科举制便没有大的社会阻力了。
科举制之所以能成为取仕方法，还在于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以儒学为主的政治伦理学被历代统治者无可非议地接受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既然有了明确和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那么，就有了统一的政治文化标准，这样，用统一考试的方法就是最方便和有效的，而不存在太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察举制因为不能保证全国统一的取仕标准而被取代。尽管功臣和皇族依然在官僚体系中享有附属于皇权的某些特权，但官场的大路已向寒族和中小地主以及一般人民的子弟们开放了半边，而且采取了一种形式上平等的方式。在科举制面前，人的主观标准被书的客观标准取代了，而且私学、地方学校和朝廷学校的书生们都有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当然，功臣、才子、显贵子弟和得到皇帝信任的其他人也可以不经科举考试而被直接提拔为官，当然，在天下不太平的朝代更替的历史时期，例外情况就更多了。
科举制为富家子弟和寒门庶人子弟提供了进入统治集团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的参与意识，从而把一大批想有所作为的人吸引到了统治阶级队伍中。尽管财产和某些爵位可以世袭，但大多数行政职务却是由通过科举道路进入官场的原先互不相属的人们所担任，这样也就避免了行政职务和财产的牢固结合，防止了地方豪强地主直接把持政权实行割据的情况，因而也有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良性效应。
另外，由于入仕者是在掌握儒家经典后才担任行政职务的，经过这样的熏陶和选择，那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兴趣超过了儒家典籍的知识分子，对其他思想流派潜心研究的学者，对儒家思想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物等，进入政界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在一个安定比进步更为重要的王朝里，这无疑对政权的巩固极为有利。王朝的统治者们之所以把社会安定看得比社会进步更重要，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在这种安定下享受着种种特权；第二，中国周围的外部世界（在清朝之前）还没有出现足以使中国人感到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文明。
科举制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了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因为这种给人示以光明政治前途的道路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思想、目标和精力都吸引过去了。读经、考试和得到高官厚禄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去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等，于名于利都属下策。于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儒家经典方面投入了更大精力，人们看到部分成功者之后得出结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经）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故很多人不惜皓首穷经，求取功名。因而，知识分子的事业选择趋向单一化。
总之，隋唐以来中国实行的科举取仕制度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创制，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1905年清朝下令废除为止，它在皇朝政治中扮演着开明政治和机会平等的角色，对皇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这种制度也同时发挥着削弱社会的思想文化活力、遏止学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功能。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客观的取仕标准，也算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发明，但这一伟大发明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仅仅起理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