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先前的汉帝国明显不同的是，崛起的唐帝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色彩的大帝国。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北方民族中的五胡在入犯中原以来已和汉人融合在一起，为汉人添加了新的血缘成分。北方的汉人已不是原来的纯华夏人，不少新的汉姓实际上是接受了汉文化后的胡人汉化的新姓氏。唐太宗的母亲是一个具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的妇女，而他的妻子则是北魏时的鲜卑贵族拓跋氏的后裔。汉人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相互接近、了解和融合，使这个民族不再从心理上把自己和没有汉化的其他北方民族隔绝开来。由于北方的开发和疆域的扩展，人们也不再把长城视为边墙，汉人开始大批地迁移到塞外适宜农耕的地区去开发新的绿洲，并有不少人到西域去生活。大批西域和中亚人东来长安，西域各族人民的服饰、舞蹈在几十年内风靡了唐帝国的首都。这个民族已变成了一个外向的民族。
由于民族意识的扩大，在唐政权中集聚了一大批已汉化的胡族后裔和正在接近汉文化的突厥民族、西域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精英，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唐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唐帝国时从来没有修筑或修补过长城，唐朝将军李靖（571～649）、李（594～669）、苏定方（592～667）、薛仁贵（614～683）、高仙芝（？～755）、哥舒翰（？～757）、封常清（？～755）等率领的骑兵和步兵驰骋在长城以外的蒙古高原、辽东和朝鲜半岛、阿尔泰山甚至中亚，以及青海高原。在这些军队的行列里，从军官到士兵，除了汉族人，还有突厥人、西域人、高丽人……正如这个帝国的都城是一个各族人民的聚居地一样。
西藏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在被唐军击败后得到了文成公主，他以娶汉家女为荣。唐和印度的交往日益频繁，日本的使节不时来到长安。唐都长安一时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政治和贸易中心，在这里除了中国汉人和北方民族居住外，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朝鲜人、藏人以及日本人都加入了唐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行列。
多民族共存的局面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变得更加多样化，社会风气也趋于接受异族的文化和习俗。而唐帝国初期的自信、强大和平等地容纳各族人民，又使她能够坦然地对待自己不相识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中国人对印度的文化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唐时的佛学大师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都不远万里到印度去从事几十年的游学，义净还同时在印度地区行医。他们回来都献身于写旅行记和翻译佛经的事业，其中玄奘还和窥基创立了佛教的法相唯识宗。喜马拉雅山南北的使者常来常往，太宗时的唐使王玄策（643～661年间多次出使印度）甚至在中天竺国发生政变和掠夺使节的情况下，借尼泊尔和吐蕃的军队把叛王阿那罗顺擒至长安。与此同时，唐人也把印度人创造的优美的佛像作为艺术和文化的象征雕塑在最显贵的地方。
唐时的中国人大量吸收了印度人和中亚人的文化、艺术，某些先进的技术，如玻璃器皿、阿拉伯的煤油和波斯锦，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知识和名贵药物。另外，在佛教之后，波斯的拜火教（琐罗亚斯特所创，东晋及十六国时开始传入中国）、大秦景教（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所创，基督教的一派，在长安流行150多年后，于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波斯人摩尼所创的摩尼教（在中国流传时期更长）等都在唐时涌入了中国，同时，东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陶瓷技术、丝绸纺织技术、炼丹术等，通过一时热闹起来的丝绸之路，传给了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通过当时正在向西方扩张着的阿拉伯世界，东方文化的珍品又展现到了欧洲的面前。在中国的东方，通过长安城的高丽留学生们和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使者团，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既然唐朝文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质的文化，那么，朝鲜人和日本人也在这里间接地学习了欧亚大陆的文化。
实际上自唐代初期，中国又实现了一次对外开放，这是比汉代更彻底的开放。在汉代，中国同西方主要通过使者、少量的商队和零星的船队接触。到唐代，人民的直接来往和大量的物资、文化交流开始了。这一开放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因为通道一旦大开就不会再轻易闭上，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同中国文化的联系从此稳定地建立起来了，这为中华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外部营养，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对后世产生了有益的历史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