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世纪上半叶快要结束的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一种用陶土烧成的活字。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版与宋代的文化繁荣有关。宋朝继承了唐的科举制和学校制度，而且放宽了对学生出身门第的要求，一般人的子弟亦可进入太学，并且新增了画学学校和武学学校。和唐人相比，宋代的知识分子不但写诗，还写大量的词，画更多的山水花鸟人物画。北宋的徽宗皇帝也是有名的书画家。另外，在史学、地方志的编写方面也比唐代规模更加宏大，记叙的内容更加丰富。除此之外，宋朝和金朝还开始流行话本小说（这是明代章回小说的前身）。如此繁荣的社会文化生活，对印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杭州）和成都，都有雕版印刷业的中心。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逐渐显示了它技术上的优越性——印刷匠可以用许多活字在印刷版上排版，而且这些活字还可以重复使用，因而免去了印一次刻一次版的麻烦。到南宋末期的1241～1251年前后，在蒙古方面做官的理学信徒姚枢（1203～1280）教他的弟子杨古用活字版印刷出朱熹（1130～1200）的《小学》、《近思录》和吕祖谦（1137～1181）的《东莱经史论说》。朱熹是南宋最有名的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创办者。朱熹的书首先被印出来说明南宋时私人教育事业相对于朝廷办的官学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学在官府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与春秋战国时私人办学不同的是，南宋开始的私人书院中的大师们都是经学大师，他们研究和传授的都是一家之言，这是因为有科举制这个取仕制度限制着教育的基本内容）。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理学家，曾任国史院编修，在学术上很活跃，开浙东学派之先声，还曾邀集朱熹和陆九渊（1139～1193）两派学者1175年在江西信州（上饶）鹅湖寺辩论哲学。朱、吕二人的书既不是宗教典籍，也非科学著作，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大量需要的教材。
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时候，曾经迅速把造纸术引入并传到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却没有积极地通过西域和海路接受中国的印刷术，并将它传入西方。这是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大概认为印刷《古兰经》是对先知的不尊重。到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建立起来时，印刷术才迅速向欧洲传播。同时，元代的王祯又创制了木活字，接着朝鲜的印刷巧匠们又创造了铜活字。随着元朝时东西方的交往，欧洲人很快便利用了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几支语言文字中，最基本的字母只有二十几个，活字印刷就显得格外方便。在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谷腾堡（1394～1468）用铅活字印出了《圣经》。《圣经》的印刷使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可以直接阅读这本原来由教会垄断了解释权的书。这些人在自己读了《圣经》之后，便有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的要求，接着便产生了由具有新思想的教士路德（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这里令人略为惊异的是，尽管欧洲有着权威性的思想统治机构——基督教会，但印刷术仍然在这里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打破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经典和新作尽管同样被活字印刷术传到了更多的人的手中，但儒学仍然保持着它受尊崇的地位。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儒学本身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学问，它包含着某些合理的东西，因而是一种在新思想冲击面前有弹性、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而基督教则是一种关于人和神的关系的学说，当人的理想和神的教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人还没有勇气彻底与神决裂的时候，人起码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神——因为神本身就是人们为自己而创造出来的。第二，欧洲的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级，这个新阶级有着新的经济利益，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新技术——包括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统统成了他们取得经济利益和实现新的社会理想的工具。而在中国的宋代，直到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社会还没有产生出强大的市民阶级，因而所有在这里首先产生的新发明也只能暂时搁在传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支架上。况且，与欧洲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新生阶级在生长时面临着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的控制和压迫，它即使产生了，也不会像在欧洲社会中那样发展起来。因而，仅仅有伟大的技术发明还不足以使社会产生伟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