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时掌管和西域交易的裴矩（？～627）主持撰写了《西域图记》，这是根据来往富商的口述和旅行记编成的一部皇皇巨著。这部图记表明当时中国人已对沿西方陆路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地中海（以上三海均称为西海）的路线十分清楚。对唐朝来说，在这些地区来往的人流更加频繁，而且从疆域和心理上也更加接近了。658年，中书令许敬宗（592—672）撰写《西域图志》60卷，这是通过高宗继位后派往中亚各地的使者专门“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唐会要·修撰》）后完成的。许敬宗在太宗生前撰写这位天子的事迹时似乎有隐恶扬善之举，但在对待这类仅仅于地理风物有关的图志时却发挥了他勤业的特长。此后，做过宰相的贾耽（730～805）以30年时间用裴秀的方法绘撰了一本《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巨著，并绘制了一幅《海内华夷图》，以及《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吐蕃黄河录》等。可以推测，这位宰相要么领导着一个出色的写绘班子，要么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政事方面，而放在了地理学著述方面。另一位唐朝宰相李吉甫（758～814）则撰写了《元和郡县图志》。
以上这些著作都包括地图、地理、物产、风俗在内的综合性知识，今天它们在作为历史资料方面的价值可能大于纯地理学方面的价值。
李吉甫的地位和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的儿子李德裕（787～850）作为先臣之后，在不经科举的情况下就当上了宰相，他是与当时朝廷中牛僧儒（779～847）一派进士出身的官员争权时李派的首领。根据当时选官的两条途径，李派重门第，而牛派重科举。
另外，唐时对印度地区的地理和风俗的认识更多了。继前代名僧法显之后赴印度的玄奘、义净、王玄策（著有《中天竺国行记》）等人以及印度来唐的人，使中国对喜马拉雅山的南方十分熟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是一部生动的游记，而且含有不少地质学方面的新知识。大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在地质学方面也有新思想，他在江西抚州做刺史时发现麻姑山顶居然有螺蚌壳化石，便大胆地和神话联想起来，认为这是神话中神仙麻姑和王方平对话时所说的“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实证。显然，这是由神话走向实证地质学的一步。唐代的南方学者窦叔蒙（浙江人，约为颜真卿的同时代人，8世纪中叶作《海涛志》）和封演甚至已经认识到月亮和太平洋西岸的海潮之间在时间上有对应的关系。窦叔蒙计算的潮汐循环所推迟的时间相当准确。无疑，这是通过长期细致观察和大胆联想后计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