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对医学的重视已由前面所述中央和州一级医学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所表明。除了大批地培养人才，在唐朝的律令《唐律》中还规定了相应的医药法，其目的在于让医生和药师们在行医下药时更加负责任。唐朝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在657年同意医学博士苏敬（活动于唐高宗年间）的提议，派他和另外21名大官和饱学之士在两年时间内编修了一部国家药典——《唐本草》。这部药典记载了844种药物，其中新增的药物多数是从波斯、印度和南海传来的。这是一个发展。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和中亚的医药学随着文化和商业的交往也传入中国。唐时留居中国的印度和波斯人中还有专门以行医为业的。唐时的医官们自然会以这些新鲜而有效的新药物来丰富中国的药典。自唐时起，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神州上药也开始为中亚和印度人治病了。《唐本草》的编辑者不但添加了新药物的品种，还认真地纠正了《神农本草经集注》中错记的药物，由他们查出的100多年前的陶弘景错记的药物数量居然多达400余种！这使谨慎的人甚至不敢使用这位对炼丹极为热情的药物学家的药方。不过，由一群后起之秀来纠正一个独立工作的先人的错误毕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唐本草》一俟编成，便成为医药学校的主要药典，因而也成为统一全国药物名称和用药的大典，它也是今天所知道的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在此之后，唐代的医药学家陈藏器（生卒年不详）对国家药典作了补充，他编了一部10卷本的《本草拾遗》。还有人把海外的、地方性的、食疗性的药物专门分编成一套药物集。在海外传入的药物中，包括了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名贵药品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
民间医生所写的药书中最重要的是隋末唐初的孙思邈（581～682）的《备急千金要方》。这位长寿的医学家少年时多病，为筹汤药之资罄尽了家产，能读书时又不惜费百金向医家寻方研学，并多读百家之说和释典，兼勤于实践，终成一代名医，且被后世人称为药王。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宁肯在民间清苦为医而不愿到宫中为皇室服务。他的书是50多年行医看病经验的结晶，书名取义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于此”。他以自己的医药知识使自己的寿命达到101岁（编修隋代历史的唐朝大臣魏征为了确切了解前朝世事的某些细节问题，有时亲自或派人拜访药王以及像他那样经历过乱世而长寿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在孙思邈之后，在朝为官的王焘虽然不是一个专业医师，但他由于少年时多病而苦读医药书籍，搜集了许多前代散失在民间的秘方，于752年写成了《外台秘要》一书。唐时吐蕃著名的医学家宇陀·元丹贡布（8世纪左右人，约和王焘同时）编成了《四部医典》（藏名《居悉》），这是藏医的奠基性著作，并在传人蒙古地区后对蒙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