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数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就是1985年在他的倡议下组建的，他还是第一个应聘担任中国的研究所所长的外籍专家。自从他受聘以来，国内外数学界的权威和专家对这项事业竭诚相与。他组织全所每年围绕一个数学重点方向，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数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到南开集中培养，对前沿课题进行攻关，以期造就高水平的青年数学家。一些着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也先后来南开访问讲学。陈和杨还开展了有“血缘”关系的数学和物理的交流研究。
为了数学所的发展，陈先生大到办所宗旨，小到图书资料的充实。事必躬亲。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一万余册捐赠给数学所，又把1985年获得的世界最高数学奖——沃尔夫奖的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南开。他说：“办所的目的，就是要让研究数学的人看到，到这里来和到国外去是一样的。现在数学所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样的气候。”
1993年5月，他和丘成桐共同建议，希望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为此，几年来他奔走呼号。通过全国同仁和海外数学家一道工作，国际数学联盟会议表决通过，批准我国承办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陈先生郑重地说：“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能争取到在中国承办，意义重大，它说明中国数学有了相当的水平。我们要通过这个会把中国最新的数学成就介绍出去，把国际上的先进理论吸纳进来。”
陈先生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信心十足：“我计划下学期为本科生开一门微积分课程，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来听。我的身体还好，只是腿站不起来了，学校为我派了两个看护，24小时服务。现在的生活不成问题。”
谈起哲学和诗，陈先生除喜欢老庄哲学外，还爱好陶（渊明）李（商隐）的诗，尤喜欢李的那首（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这首深奥的唐诗中。有着陈先生复杂深沉的情感寄托：对故土的思恋，对数学的执着，对人生的思考……
许多数学家都喜欢诗和哲学，因为他们是一群以赤子之情、忘我之境终生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其说是数学家的，毋宁说是诗人的或哲学家的。他们是发现和讴歌自然秩序美的诗人，是寻找精神归程和营造精神家园的哲人。
如果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表达了古人对短暂人生的悠长思索，那么陈省身先生躬耕于宁静的几何田园、傲立于20世纪数学峰颠的几何人生，便是对这一古老话题的最好诠释；如果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哲学式追问，抒发了古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艰辛和苦闷，那么他用将近一个世纪在微分几何“纤维丛”中的跋涉，为我们标定了一条精神归家的路——追求心灵的宁静。追求真善美。
（3）功名富贵如草芥——黄昆的人生态度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黄昆，．这位世纪老人从英国来到中国，从北京大学来到半导体所，纵横跳跃，时有隔世之感。
读名校，从名师，交名友，是黄昆给人的最初印象。从燕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布里斯托大学求学到利物浦大学任教，再到北京大学，他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玻恩三位大师（后两位先后摘取了诺贝尔奖），和大师同行，使他在30岁前后那几年就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黄漫射”、“黄理论”、“黄方程”，令人刮目相看；和杨振宁、谢希德等人的交往合作，也使他吸取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
李政道曾经说20世纪是物理的时代，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物理学是20世纪整个科学的基础，无数的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里大展才华，成为时代的骄子。黄昆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站在了科学前沿。
“确实，物理学在那个年代获得了很重要的发展，我的导师莫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愿意找他当老师。由于他是固体物理学的权威，一旦进入就站在了高的起点上。”黄昆因此终生受益匪浅。莫特的严谨风格也一直在“漫射”着他，也从他身上“漫射”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晚辈。
从研究中得到了什么？“乐趣。乐趣从何而来？第一，你要有问题要解决，第二，你确实有办法去解决他，而且这个办法不是很明显，是你自己创造性地去解决科学问题，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愉快。”虽已经83岁高龄，但黄昆说话不紧不慢，条理清晰，神情坚定，饱经风霜的脸上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个人的一个特点，是不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喜欢随大流，这种创造感让人很高兴。”
黄昆认为从事科研工作“光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兴趣还不行，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当然这种看法也“不能过分强调，我年轻时在国外一起学习工作的人有几个都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就不一定都有特别的才能”。
黄昆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质疑。“我的成就说不出很大的特点，说不出太大的道理，而杨振宁的贡献就很容易解释。他的成就是公认的。”杨振宁在某个场合提到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和黄昆同一宿舍两人经常争吵、讨论的经历时，总是说那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时光，而黄昆在谈到那段时却说：“杨振宁的思想活跃，观点深刻，和他接触是很大的享受，总的来说是一边倒，我从他身上吸收到很多东西。”
黄昆最大的运动就是走路。20世纪60年代时经常在礼拜天和夫人一起出去，总爱爬北京妙峰山。后来年纪大了就到香山爬山，听说60多岁时冬天还在北大未名湖滑冰。再后来香山也有点爬不上去了，就每周日去颐和园。由于两年前患上了帕金森病，黄昆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只能散散步。
谈到500万元奖金怎么花的问题，黄昆首先想到的却是：“司机希望能够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汽车最近老出毛病。我曾经在几年前得过何梁何利奖，对生活有很大帮助。从个人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钱。”
正是因为要求严格，黄昆谈起了自己的“缺点”“我过去曾经迷信天才，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我觉得他勉强能做物理工作；比我差的，就认为一钱不值；比我好的，就觉得不得了。”
吴大猷、莫特、玻恩、杨振宁等人都对黄昆的一生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黄昆能够重新走上科研岗位，焕发科研第二春，也是因为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过问，这段经历甚至写进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
“这么多学科，这么多研究人员。很难想象我怎么会得了这个奖。”黄昆似乎仍然没有从听到消息的惊讶中回味过来，“我得过一个何梁何利奖，那时还说得过去，但现在这个最高奖，帽子似乎太大了，对我来讲这个奖太高了。”
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在他70华诞时赠送的一幅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38个字浓缩了黄昆的一生。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也正是黄昆的人生态度。
（4）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王大珩的人生态度
着名科学家，863计划的建议人之一，王大珩院士始终信奉“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的人生信条。他不仅有着潜心科学研究的忘我精神，更让人敬佩的是王老的做人准则。他常教导学生：·t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他做人的认真态度和准则，有两件小事便可印证。
有一次，王老的一名学生写了篇论文，准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考虑到论文的观点都是王老提出的，就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审稿时，王老把自己的名改到了后边，并告诉学生，整个实验都是你做的，你的名字理应放到前面。可是学生感到过意不去。回去又把名字改了过来。定稿时，王老看到自己的名字又被放到了前面，就生气地对学生说，署名不是小事，事关人格。没有做主要工作就把自己的名字署到前面，是丢人格的，不值钱的。学术文章的署名不应有长幼尊卑之分，要用科学的态渡来对待。他坚持把名字放到了后面。
另一件事是，王老当选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主任后，原单位的一位所长找到他，请他在评选院士时，为某人破例使点劲儿。听了这些，王老沉思良久。因为王老历来鄙视把关系学带到科技界这块圣地，对师承关系相互照应的不良风气也很反感。但他又不想伤害部下，觉得部下也是确有难处才来找自己。沉默了好久，才真诚地说：“我常常告诫学生要注重做人，我自己首先要做正这个人。不然怎么做他人的导师呢！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中，有十人曾是我的学生，但没有一个是由我提名而当选的。我很珍惜自己的这份权力，请求你让我把这个权力留给我自己”。
（5）改变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杨振宁的人生态度
杨振宁教授是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因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命题而荣膺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成功向世人证明：在人类最高智力的层次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具有同等的创造力。他是华夏科学之光。
杨振宁教授是一个有着极好科学感觉的人，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有数学天才的物理学家。半个世纪以来，他长期耕耘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在这个领域，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的本质。这种从几个方程式出发直接到达自然深层次结构的研究方法，杨振宁认为它是“奇迹的奇迹”。据此，他与人合作，至少还完成了另外两项堪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相媲美的工作——“杨一米尔斯范场”和“杨一巴克斯特方程”。
杨振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心灵、人格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他的家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儿时的玩伴，法籍着名的雕塑家、画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熊秉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简要地说明杨振宁的为学为人，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儒者风范的科学家。正像我们说儒医、儒将。这里的用法，儒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杨振宁在物理学研究之外的工作，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进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他在国际科学舞台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这些工作对其他的华裔科学家、中国的学者，以及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振宁教授虽从事物理学研究，但“一如常人”，他把他生活的内在意义、他的爱好，以及对文史哲的谙熟，带进了科学世界。凭心而论，要取得和达到在物理学这道“门”出入自由、杰出而又平常的科学家——杨振宁教授的科学成就和个人品质是一件极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杨振宁教授以其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卓着的科学成就、深邃的科学思想、独特的研究方法、中西结合的教育思想、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铸就了他对科学真理的激动人心的探求和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深切关怀。
杨振宁是在世界最高科学奖坛上第一次出现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会深刻地理解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杨振宁教授的为学，是佼佼者中佼佼者；杨振宁教授的为人。令世人高山仰止。
（6）知识与无知的搏斗——先觉者布鲁诺对人生的态度
西方的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格言：“浪涛越是遇到障碍，就越增加它的牢固。”说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有许多人正是在这个格言的激励下走进人生旅途的。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为了完成伟大的业绩，很难说就不会碰上相应的绝望与极限的时刻。肯定总会碰上许许多多大的障碍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决不能忘记要更加信心百倍地接受考验。
继承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布鲁诺（1548-1600年）也是凛然面对遭受迫害的人生，英勇不屈战斗过来的一员。他生于着名的哥白尼殁后的五年。他十七岁时进入修道院，出于对待“真理”的诚挚态度和对“知识”的热情，终于对天主教的教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样，他被认为是个“异端者”。二十八岁时他脱离了修道院，从那以后他历时十五年巡游了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各地，度过了他的钻研和研究的青年时代。作为研究的结晶，他提出一种近似“宇宙无限论”的设想。
最后，布鲁诺回到意大利时被捕。一种说法是，在这以后的六年间，他被监禁在铁皮屋顶的阁楼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被送往罗马，在那里接受了两年的审讯，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信念。终于在1600年由宗教法庭宣告判处火刑，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死是极其悲壮的，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儿、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都受过他的影响。
布鲁诺的宇宙学说是这样的：“由于宇宙是无限扩展的，因此，一方面它包容无数的万物，万物在其中不断生成、变化，而另一方面，包容万物的宇宙则是永远不变的。在它展示出的外部形式上，尽管包含着种种差别和对立，而宇宙本身则作为包容着一切可能存在的物，同时又是对这些物毫不相关的纯一而存在着。因此，宇宙本身既无上也无下，既无边际也无中心。既无消灭，也无生成。在无限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天体（世界），在其中无数的原子（atom）重复着集合离散。从而既可能存在着和这个地球（世界）同样的另外世界，也有可能在某处存在着比我们人类更为优秀的外星人。”（（乔鲁达诺·布鲁诺的研究》，创文社版）
按照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天动说，普遍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而地球的中心则是罗马（其反面的中心则是耶路撒冷）。因此认为天体中的各行星都是以罗马教会为中心来旋转的，同时也把它当作证实罗马教会的尊严性的一个证据。
布鲁诺的这个理论不只是承袭了人们所坚决反对的地动说，而且以他自己建立的自然观与宇宙哲学为依据，主张生命的轮转、宇宙的悠久性以及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着和人类相类似生物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尽管和佛教一脉相通，但和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当然是不相容的。
布鲁诺的宇宙说，被认为是对圣经所说的“拯救”教义的有害思想，从而受到了迫害。按照教会的教义，人是神所选择的存在，不可能化生为其他的物。同时对宇宙是无限的，除地球之外，尚有与之相同的许多星体的说法，也和基督教的“宇宙是由神之手为人类而创造的，而且是根据神的意志给予地球以特权的”这一教义相矛盾的。因此，布鲁诺的这些说法，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作为有害思想，遭到了镇压和迫害。
布鲁诺坚守信念，继续斗争。他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