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这样的“五短身材”的俞平伯，却善于讲课，为人也非常率真。他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时，总是自己先声情并茂地唱读一遍。每读完一首，自己就先称赞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学生很想知道老师念的这首诗到底好在哪儿，结果还没开口问，俞平伯就开始唱读第二道。唱读完后，又由衷地赞道：“真好！”学生实在忍不住就问他：“先生，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好法呢？”俞平伯十分认真地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俞平伯晚年记忆力有所下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跟学生说：“我昨天看到一副对联，好极了。”学生问：“上联是什么？”
俞答：“上联，忘了。”学生又问：“下联呢？”
俞再答：“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就记住这么一个字。”率真程度可见一斑。俞平伯率真，但也有着古怪的一面，令常人难于理喻。俞平伯夫妇1980年在永安南里寓所如一位赵姓学生，在《散笔乱弹数风流》一文里说，上世纪90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日”，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其实，这是他言行古怪的表现。俞平伯还是个有侠骨之气有侠骨之气的人，据知情人胡天培说：俞先生和文研所所长、着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一起挨斗时，俞先生巧妙地为何先生解围的事。另一件事可能是因为篇幅关系被编辑删除。我觉得那件事也足以表现俞先生的风骨，现补写如下：俞先生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最高领导点名批评，冠以“反动”帽子，江青闯进《文艺报》编辑部，质问总编冯雪峰为什么“压制”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但俞先生毕竟是大作家、大学者，凭着他杰出的学术地位，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文革”一开始，俞先生就被抄了家，把他赶到一个小房子里住，工资也遭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1975年夏，在京南团河宫乾隆皇帝罪己碑前发生的。当天社科院(当时称学部)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我陪同前往。俞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情绪不高。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
立时全场肃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知慧的，只有俞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当时“文革”败局已定，冤狱遍布全国，经济频频崩溃。从青丝到白发中的江青在法庭上受审的江青不肯离开，被女法警强制拖出去。但江青等人不肯认输，不做半句自我批评，而在搞什么“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全国有正义感的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可都是敢怒不敢言。我把俞老先生的这句话和其他两件事写成文章《俞平伯先生二三事》寄给北京晚报。发表时只有前两件事，但也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据当时晚报副总编李凤祥先生说：文章见报不久，他就接到俞先生的高足、北大名教授吴小如先生的信。吴教授说文中的俞先生写得很像本人，很生动。当时俞先生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正在编一本有关俞先生的书，吴教授立刻推荐了我那篇小文，并被收编在书中。几家文摘报做了转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槐下的俞平伯》一书也选用了此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俞先生的消息。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俞先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学部当局不得不给俞先生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先生家。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其时，“文化大革命”还远没有结束，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没有停止。胡天培最后写道：“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
这的的确确是俞平伯先生，一人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俞平伯。是“旧时月色”，还是“明朝人”
俞平伯在晚年，居然认为自己和胡适腰斩红楼梦有“罪过”。据俞的外孙韦大禾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一书写道：不久，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吃尽苦头的《红楼梦》！
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个“集体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要我们重新写作后四十四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他那时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其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40回！
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俞平伯《燕知草》俞平伯《燕知草》插图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多次提及。在访问香港时便有人问：“有人说后40回是高鹗续，有人说是曹着，俞老看法如何？”他回答：我看是高鹗续作。后40回文字上是很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80回不一样。但高鹗还是有功绩的，毕竟是把书续完了，而且续得不错。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多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的评论，把曹雪芹和《红楼梦》捧得太高，好像没有任何缺点，其实不然，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我问：“你是说他江郎才尽了？”他笑了笑说：“我只是有这么个念头，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很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是否能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但是，像黛玉劝宝玉读书，求功名这样的描写，让人看起来还是很别扭的。”我说。他摇摇头：“看来你是受了我的影响。续书中败笔是有的，但不要求全责备。高鹗若不做这件事，别人做会更糟，是你来续？还是我来续？反正我续不出！再说，前80回就没有败笔吗？”
谈活结束了，他没有说更多。但可以看出他晚年对后40回的一些认识。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一首绝唱。“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还对我母亲这样说。那将是一部除他之外，无人可完成的巨着！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没有动乱的10年，如果为他平反的纪念会能早些年举行，如果……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国的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地认真、执着。当我望着窗外绵绵秋雨的时候，时常虔诚地祈祷，那不是他洒向人间的“一把辛酸泪”。似乎不是出于真心，正如同他的外孙所说，不过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
言下之意是说俞平伯的反悔不能当真。的确，对一个年逾九十的老红学家说的话，实在不能当真。他在那时候，“饭后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他在想什么呢？”
窗外，显然没有他想要看到的“旧时月色”。他的“旧时月色”的指向在哪？下面有段文字记录：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那次活动。“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对俞平伯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54年对他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一场“公案”，用了32年的时间方才了结。32年！一半的人生就这样无谓地逍耗、流逝！难怪俞平伯对自己的风雨人生，在发言结束时，不无感叹道：“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有人以为，这句话实际上是他自己一生研究红学的概括与诠释。其实不然。他所谓的“旧时月色”，是指他在二、三十年代时所考据的红楼梦，都还是旧学，不算是新学。他用文学的术语来遮掩自己的悔意，也算是一种曲意。对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俞平伯，与他齐名的散文家朱自清在为俞平伯《燕知草》散文集作“出版说明”时就写道：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朱自清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岂明先生（指周作人）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1928年版的《燕知草》俞平伯《燕知草》插图其实，俞平伯是言不由衷的，他不过是“明朝人”。关于俞平伯近于“明朝人”，周作人当年在《燕知草》跋中是这么写他的：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是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覆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那颇仑（即今译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然而，不管俞平伯是“旧时月色”还是“明朝人”，但他临终时宣判自己与胡适同样有罪，这都是大不忠实自己的。他忘记了自己曾经“默默地步入中庭”，像“新月抓破了黄昏”的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