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与帮中人联系时，左手大拇指与食指扣圆，其他三指伸直，右手拇指卷起，其他四指伸直，叫“三老四少”，对方便知你是帮中人。对方问：“贵姓？”即答：“出外姓潘，在家本姓。”盘问时，被盘问人右脚上前半步，将左手三指压在右手四指上，躬身双手放于膝盖，背出“三帮九代”（引进师、传道师、本命师、师父、师爷、师太及三代）。出门时，铺盖卷横捆一道，竖捆四道，别人就知是帮里人，乘车坐船有人照顾，不会丢失东西。洗脸时面巾用左右手交叉拿巾角，收回时要翻面，这叫“反清复明”。斟酒时先将壶嘴点三下才斟酒，举杯前用右手中指沾酒在桌上点三下，叫“朝祖”。双手持筷子，筷头先向前举起，叫“撑船”。在公路上如要搭汽车时，向司机左手三指伸起招呼，如对方是本帮的，马上就会停车。递烟时先取出三支，然后送给对方，同时送火，火头向手心递去。倒茶时右手执壶，左手按壶盖。我一一谨记心头。潘公展还对我说：“你一天办完‘三步半’手续，是师父瞧得起你。”
从此，我又多了一个闯荡江湖的身份。
我在政治部第三厅
上海沦陷不久，首都南京受到很大威胁，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属下谷寿夫、中岛、牛岛、末松四个师团于1937年11月20日攻占无锡，分三路进犯南京。东路沿沪宁路攻陷镇江后，向南京进犯；中路滞宜兴、溧阳、句容直犯南京；西路趋广德经宣城进犯芜湖，截断我军退路。
首都形势万分危急。11月26日，我奉命同总务处护送档案、重要资料和职员家属，乘江新轮，先向武汉撤退，途中几次遭受日寇飞机扫射投弹，幸未炸中。仅少数警卫人员受伤，无一死亡。l2月l3日，日寇谷寿夫师团首先由中华门攻入南京市区，入城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竟违反《国际公法》，杀戮失去抵抗力的受伤士兵万余人。日军大举入城后，施行“无人不可杀、无地不可杀、无术不可杀”政策，对南京同胞进行六个星期的大屠杀，集体屠杀地点竟达28处之多。日寇杀人魔鬼向井、野田搞杀人竞赛，亲手杀死我同胞150余人之多。日军在屠杀同时，奸淫妇女不计其数，少自九岁，大至七八十岁均无一幸免。有的被奸淫后还惨遭剖腹。六个星期中，日军枪击、刺杀、火焚、活埋我同胞40余万人。写下现代战争史上最残暴的一页。
到了武汉以后，中央党部百端待理，工作十分紧张。国民党中常会、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立总政治部，隶属军事委员会下。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其翔为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赵志尧为总务厅长，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各厅之上设置一个指导委员会，以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谭平山、陈铭枢为委员。第三厅以阳翰笙为主任秘书，胡愈之为第一处处长。下辖徐寿轩为第一科科长，主管编纂；张志让为第二科科长，主管民众运动；×××为第三科科长，主管总务；田寿昌（田汉）为第二处处长，主管文艺宣传。下辖洪深为第一科科长，主管戏剧音乐；郑用之（振铎）为第二科科长，主管电影制片和放映；徐悲鸿为第三科科长，主管绘画木刻；范寿康为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敌宣传。下辖杜守素为第一科科长，主管翻译；董维健为第二科科长，主管国际情报；冯乃超为第三科科长，主管制作。当时参加三厅工作的特邀人员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知名人士，还有郁达夫，后因某种原因未到职。三厅还有一个孩子剧团，由上海难民收容所里挑选出的一批男女难童组成。三厅下辖四个抗战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四个，漫画宣传队两个，电影制片厂一个，义演队几十个。由于三厅人数多，便住在武昌文华大学对面的昙花林政治部原址。三厅人才济济，阵容整齐。国民党中央为和各厅特别是三厅加强联系，通过陈诚派我为中校联络参谋，借联络之名，与文化、电影、艺术、音乐、戏剧界人士接触，从中搜集情报。我与在三厅工作的叶青（任卓宣）、柳宁（朱其繁）、刘仁静、彭桂秋、葛乔、彭桂森等托派分子过从很密，通过他们获得很多重要情报，第二年“考绩”晋升为上校军阶。
一次，三厅举行庆祝台儿庄大捷集会，阳翰苼编撰的《抗战将军李宗仁》大鼓词集子，在会上散发。被陈诚发觉，以其内容赞颂李宗仁，贬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表示十分愤怒，斥责我事前毫无察觉，是个木偶，命我立即当场全部收回销毁。我在收缴中态度强硬，引起郭沫若、阳翰笙愤怒，事后大肆揭露我的身份和秘密使命，舆论哗然。为平众怒，中央党部将我调回政治部，改派我为坚信通讯社社长，负责战地通讯。万万没有料到47年后的1985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将阳翰笙抗日时期编写、被国民党禁演的《草莽英雄》话剧拍摄为电影，邀我作该片历史指导，并饰演剧中舵爷李遐琛一角。这令我感慨万端，不知说什么好。
阿拉也懂英国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劳动协会迁来重庆继续活动，会址在林森路九道门对面。劳协理事长是朱学范，他与李济琛、王昆仑、吴茂荪等交往密切，书记长谌小岑虽然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与中共高层人士有深交。“中统”对劳协和朱、谌二人怀疑极重。密令三区党部和社会服务队三区队严密监视，总感效果不好，难获重要情报。经研究后，派我通过水祥云介绍，打入劳协当总干事。因劳协急需一个熟悉地方情形和各机关有联系的人，我便钻了这个空子。
朱学范先生处事谨慎，与人交谈时用上海话。但他们不知我在上海读了几年书，是懂得上海话的。我装作不懂，暗中记下交谈内容。有几次朱学范与他的英文秘书陈爱美、朱向荣谈话。陈爱美用英语问朱学范：“总干事懂英语不？”朱摇头，意思是不懂，他们便谈起来，内容是有关香港方面的一些情况。朱向荣同朱学范谈的是李济琛回信的内容。殊不知我也懂英语，将情况作了报告。
劳协来重庆时经费很困难，由中央党部社会部临时拨点经费。“中统”向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谈了这些情况以后，社会部便停发临时经费，由朱学范自筹。这时谌小岑要去延安，便由水祥云接替书记长。我在水祥云任书记长职务后，便辞去总干事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恐怕除了“中统”、“军统”以外，任何团体、组织都是不可信任的，所以，一面要粉饰民主，拨款支持他们的活动，一面又派特工打入，严密监视。
骚扰上演《抓壮丁》
抗战期间，我住在重庆第五区放牛巷，与打锣巷、爱家巷、九块桥、领事巷等是一个区域，住户情况十分复杂。有像我一样的特工，也有郭沫若那样的文化名流；有康心如、但懋辛之类的社会名人，也有英、法等国的领事；有唐式遵、谷正纲那样的显贵，也有赵凯（杨靖宇将军属下的司令官）这般的落魄军官。此外，空兵司令部、育才学校、教堂、苏格兰圣经会、海军部，甚至珊瑚坝飞机场也在这个区内。真所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我把第五区定为“党化区”，也就是“党政特枪化”实验区。规定区党部、调统室、各保办公室每日将“情况日志”送我查阅。
一天，特工来向我报告，育才学校举行迁校两周年庆祝活动（该校两年前由台州迁来），要上演话剧《抓壮丁》，这出话剧有很多讽刺当局、咒骂政府的内容，问我作何处置。
我立即通知反共最激烈的教育局局长任觉五会同社会局前去取缔，同时到五区区党部、区公所、调统局布置行动。由调统局先安排一个人混进育才学校，假装找水喝，混进厨房去无事找事地和人闲扯，待在那里。
当上演《抓壮丁》时，区公所警卫股主任文鉴带着警察、国民党兵、便衣特工大帮人涌进学校，声称搜查“强盗”，喝令停止演剧。然后这帮人先到办公室、寝室搜查一遍，再到厨房去“搜”出了那个找水喝的“强盗”。
这时，社会局一个科长和教育局一个视学到台上宣布：未经批准擅自集会，违反《战时治安条例》，而且给盗匪以藏身之地，庆祝活动应立即取缔，并且扬言要封闭学校。
警卫股带来的人到台上台后“搜查”时已捣乱一阵，现在又把《抓壮丁》的主要角色“王保长”带走了。
我见那“王保长”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不可能是共产党，讯问了一遍，他说他叫田孝杰，家中只有一寡母，世居五区，按任觉五的意思本想杀鸡吓猴，予以严办的，但我未采纳，只把田孝杰训斥一通，便取保释放了。
秘密调查大刀会
宜宾是川南重镇，地处滇黔要衢，为军事要地。虽然地方情况极为复杂，军、警、宪、特的力量也不算弱，却没想到会在1944年发生震动重庆也震惊了蒋介石的大刀会暴动。事件发生后，军统大小特务前往调查，中统局本部召开紧急会议。陈庆斋、州庆玄二人竭力建议：因我对四川各地情况熟悉，深知袍哥、青洪帮内幕，命我前往宜宾秘密调查暴动经过和大刀会内幕。陈立夫、徐恩曾也同意派我前往，面授机宜务必查清是否受到中共策动。
我领命之后，去找吕超的儿子吕大可，没有向他说实情，伪称有个亲戚想到宜宾做一趟大烟生意，请他给我写几封信介绍当地帮会朋友协助一下。我准备好了以后，装扮成大烟贩子，到了宜宾便逗留下来，向各码头、各袍哥堂口拜码头，又递上了吕大可的介绍信，很受欢迎。表面上伪装交涉以武器换烟土，实质上是通过各方面关系侦察大刀会暴动情况。
原因由蒋介石直系第76军李铁军引起。他原驻防陕西邠县，蒋介石以调该军赴缅印远征为由，命将所部开到贵州毕节、四川泸县一带休整。76军到达川南后，一下子就把原驻防川南的新编18师周晓岚的师部（刘湘旧部）挤到简阳县去了。蒋介石又把76军拨归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指挥，作为拱卫陪都的部队，并以李铁军兼泸州警备司令，派军统三号头目周迅予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实质上是与川军争地盘，把四川杂牌部队挤出四川去抗战，藉日本人之手消耗川军实力。此举引起川人，特别是四川军人不满。广大人民由于捐税重、征粮抓丁，县、区、乡、保甲侵蚀壮丁安家费，外省人歧视川人，所以常生纠纷。加上四大家族垄断，官僚走私，民不聊生，已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宜宾横江紧接云南边境，是川滇孔道，社会情况极为复杂，这地方的人大多是不怕事的，富有反抗精神。从地形上说，横江处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山林茂密，谁惹了祸跑滩了事。再不然用大烟换几支手枪上山去当草头王，横江人对社会现实早已不满，蓄了一腔怒火。就在这时从云南来了一个道士马三元，给群众免费治病传道，与群众关系搞得极好。马三元见时机成熟，便设坛敬神，组织起大刀会来。他广收徒弟大练排刀，先由大师兄、二师兄表演，赤身露体互相用刀砍杀、用棍打，学的人先服神水，并用一个小布包装上神符，用红线系在项上。服下神水后全身发烧，头昏得像醉酒一样，虽是严寒隆冬不觉寒冷。据说可能是像旧时潜水的“水猫子”那样服的是砷一类的药物。这些人一面练刀一面口里不停地念：“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硬功都练好后，由马三元评定“道成”，谁先“道成”便是师兄。“道成”与否，由马三元禀告祖师决定。
大刀会在马三元的组织下人数越来越多，准备禀准祖师然后祭旗攻打宜宾。专员王梦熊、县长戴叔楷虽有所闻，但因宜宾距陪都不远，怕公开此事后会后于政声有碍，遭申斥影响升官，便报喜不报忧，总是向上面报告地方清静，粉饰太平。一面也暗中派人调查，可是调查人员得了好处，只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以迷信骗财，诳报了事。致使大刀会迅速发展起来，由横江一隅蔓延至宜宾、川滇接壤各县，以致川南上下，内外十六属都有会众。
1944年9月，大刀会硬是真干起来。在宜宾南岸举行首次暴动，声势非常浩大，驻南岸的76军51师祝夏年部第一团首先遭到袭击，团长郑新南被砍死，大部分枪支弹药被劫走。李铁军得报后火速调24师师长廖昂采取剿抚兼施办法，又请地方哥老会势力前去说服瓦解。谁知袍哥帮会阳奉阴违，仅是口头许诺。
历时两月之久，军方未招抚到一个大刀会会众。大刀会表面上也无所作为，其实转入地下活动，更大浪潮在待机再起。首次暴动就打垮郑新南一个团，群众视大刀会为天兵天将，神乎其神。
国民党政府征粮抓丁越来越凶，滥派捐税更无止境，法币贬值，人民生计艰难，怨声载道，明里暗里都支持大刀会并掩护他们活动。
由于李铁军在清剿中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引起地方上袍哥士绅不满，劳动人民更是咬牙切齿地愤恨，便发出通电并控告李铁军，同时省参议会的全体参议员和川军官兵也趁机响应，事态便扩大了。蒋介石只好硬着心同胡宗南密议，以李铁军和参谋长池中宽是广东人，不谙四川民情，处事不当为由，将他二人调走，升24师师长廖昂为76军军长兼泸州警备司令，仍以周迅予为稽查处处长，想以川人治川来清除地方与国民党中央的隔阂。
廖昂走马上任，派新编第五师驻防宜宾，作长期震慑。不久，蒋介石命新五师拨归青年军203师钟彬收编，宜宾防务改由76军51师2团团长陈简接防，兵力顿显薄弱，防务也就空虚。大刀会岂能放过这个机会，便趁机再起，势头很是猛烈。蒋介石饬令刘峙命76军司令部及军直属部队由泸州移驻宜宾，加强防务。76军军部及特务营即日移驻宜宾府堂坝；第2团集中南岸整训，又将泸州警备司令部改为叙泸警备司令部，移驻宜宾文庙。
大刀会的活动并未因新的军事部署而受到影响，活动区域扩大，情况更为紧张。廖昂鉴于李铁军的教训就耍滑头，将所有大刀会活动情报交与专员王梦熊、县长戴叔楷处置，说是尊重地方行政长官职权。那王、戴二人认为大刀会打的对象是军队，没有攻打专署和县府，上次暴动专、县也未受到严重处分，便掉以轻心，而区、乡、保甲和哥老会人本来就睁只眼闭只眼，大刀会却不讲客气，又趁机率队攻入飞机场，抢走仓库大量物资，砍死守库职员和守兵十余人，军队追击中逮得一名二师兄，关在县政府监狱里。第二天的风雨之夜，大队人马攻入县政府监狱，打破监狱，劫走被捕的二师兄，其他犯人也趁机全部逃逸。警备司令部见事态扩大，不得不出面了，即刻宣布戒严，并在城内外构筑工事加强戒备，整个宜宾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在这时到达宜宾，目睹了这些情形，即去县党部调统室发密电向局本部报告。
宜宾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要在翠屏山赶庙会，这年赶庙会的人比往年多出几倍。76军和警备司令部得到情报，大刀会要趁庙会暴动，他们也跟往常一样把情报转给专署和县政府。两个昏官仍然是认为谣言惑众，没有采取措施禁止庙会活动，怕“有伤地方感情”。这时，廖昂因公去重庆，由副军长黄祖埙代行。黄认为庙会是否取缔属地方政府职权，军队不便过问，只命部队做好必要的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