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位中统特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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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我所了解的民国要人(2)

孙殿英和李岱商定了两对策。一是通过特殊关系将十箱古物珠宝献给宋美龄,特别是慈禧鞋上那一对胡桃大的夜明珠深得宋美龄喜爱,她专门到美国定做一双舞鞋,缀上那两颗宝珠。有次去南京“励志总社”参加舞会,全场灯光关闭,她的脚上光华四射,出尽风头。一是说服杨明轩把全案承担了。又通过幕后活动,轻判九年徒刑了事。两条对策都行之有效,轰动全国的“东陵盗宝”巨案就此了结。

1948年,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孙殿英被俘,那只玉蝉仍在他腰上挂着,未被没收。关押初期,孙殿英拒不认罪,公开宣称“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断了鸦片烟。”监牢里哪里会有鸦片烟给他?他百病齐发,奄奄一息了。战犯管理所为了抢救他,作为特殊情况,派人找来鸦片,救了他的性命。后来又用逐日递减的方法帮他断了毒瘾。孙殿英深受感动,终于认罪并交代罪行,指着玉蝉说:“这是慈禧的罪证,也是我孙殿英的罪证。”

陈布雷自杀谏蒋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又名彦及,字畏垒,浙江慈溪人。与蒋介石同乡。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商报》、《时事新报》、《天锋报》、《四明日报》任主笔,撰写蜚声报坛、极具辛辣的评论文章。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文采熠光。

陈布雷淡泊名利。他初与蒋介石见面时,不是国民党党员,进入侍从室,正式做蒋介石高级幕僚,蒋要他为中央委员时,才由蒋介石、陈立夫二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也是蒋介石介绍入党的第一人。蒋介石十分信任和倚重他,1935年建立侍从室起便任第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最高权力的幕僚长,是侍从室的元老,蒋介石所有文告都出自他手笔,而且蒋介石很难删改他的原稿,他终身为侍从室二处主任,被称为文胆。

陈布雷身材矮小,弱不禁风,十足文士姿态。他衣着生活十分俭朴,特点是一握笔便烟茶不停。待人诚恳,不愿参加宴会,不管上、中、下三等人,只要不影响他工作,都欣然接待,倾心交谈。非万不得已,不会将公文交秘书办理,总是自己动手。蒋介石很器重他,要他接替杨永泰的行营秘书长,他力辞不就,只好派张群去当秘书长,以他为副秘书长,仍在侍从室工作。

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告全国军民书》,即是他杰出之作。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起草《和平建国纲领》,其中有几条是中共提出的,蒋介石审阅后,大为不满。虽未声色俱厉训斥,但也说道:“这个纲领要重写。”同时蒋介石在中央委员、立委、盟委联席会议上说:“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整理讲话记录时,陈删去这两句话,蒋介石坚意保留。这是蒋介石生平对他的第一个意见,他则感到这是在蒋身边所受的第一次羞辱,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

国共二次和谈时,陈布雷虽不是正式和谈代表,但以私人名义参加,常与周恩来接触,衷心钦佩周恩来。周对他的品格也十分赞赏,曾在任政治部副部长时,托秘书翁泽永传言说:“道德文章均所钦佩,劝他那支笔不要为一人专用。”

陈布雷有六子二女。其长女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到北平后协助地下党在贝满女子中学设地下电台,中统获得情报要逮捕陈琏夫妇。陈立夫、徐恩曾碍于陈布雷是蒋身边核心人物,不愿有损关系,便甩军统去捏这个“炭圆”。戴笠也有他的打算,私下告知陈布雷。陈说:“你秉公看着办吧!”戴笠逮捕了陈琏又秘密放了她,要她回到父亲身边去。陈琏回家后和父亲谈了许多革命道理,要他脱离蒋介石回乡去终老。陈布雷说:“苦于无法跳出火坑。”陈琏最后终于留书而去延安。

蒋介石找陈布雷谈话,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隐指蒋经国曾在苏联反对父亲的往事。蒋介石叹口气说:“布雷先生,你女儿的事与你无关,不过你可得把她管起来。”

陈布雷得知陈琏已平安到了延安,便于一个夜间冒着大风雪去访周恩来,拜托陈琏的事。周恩来说:“你的事我会办,你放心。”

陈布雷为蒋介石当笔杆子20多年,深为蒋所器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的意见都受到蒋的重视。解放前夕,他看到国民党当局大势已去,力劝蒋跟共产党谈判,争取保住半壁江山,可是蒋介石越来越一意孤行,专断独裁,陈布雷深受重创。眼见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事而无能为力,他郁郁心中,十分痛苦。

1948年11月11日,他彻夜未眠,决心对蒋介石实行“尸谏”——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感动“君上”,从而采纳自己的主张——这是自古以来,至亲至爱之间、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意见分歧时,弱方对强方采用的最后的办法。由此可见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忠心。

11月12日,是孙中山82岁冥诞,要人们照例要去中山陵集会纪念,陈布雷称病未去,理发、洗澡、换衣服,很从容地准备告别人世。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在黄昏时,他又独自去到中山陵,向孙中山报到。

11月13日,已是上午10时30分,仍不见他起床,这不合他往日习惯,副官敲门,无反应。门又是锁了的,便从气窗跳进去,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亲往灵堂吊唁,并书写“当代完人”横匾一枋。

抛开政治立场而言,陈布雷在许多方面仍是个值得称道的人。他对家庭极其负责。他25岁时丧父,家中留下弟妹10人,他为长,全家重担落在他肩上,接踵而至的不幸更使他难以支撑:不久,庶母丧,继之又丧妻,遗下三男二女。当时他的职业是在宁波教书,只好辞去教职,回来操持家政,只在附近一所学校兼课。如此艰难地拖了若干年,直到四弟成家后,他才得以松口气。

陈布雷极其注重弟妹的教育,10个弟妹都学业有成:四弟训慈大学毕业,五弟训恕留学法国,六弟、七弟留学日本,两个妹妹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此外几个都受完高等教育。

蒋介石绑票“请财神”

蒋介石干过“绑票”,此事鲜为人知,但在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特工部门却不是秘密。而且蒋介石这次绑票,是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就成了“佳话”流传。

蒋介石原名蒋志清,在家乡溪口时,和王恩溥等十人结为盟兄弟,起初不过是好玩,学江湖上“义结金兰”、“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一套,后来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接触了革命思想,才把这个结盟变为一个革命的小组织。

离溪口不远的畸山有家首富。户主姓夏,名全木,靠做木柴生意起家,发家后在上海等地开商店,在本地开钱庄,名气很响。蒋介石小时在畸山读过几年书,对畸山的人、地都很熟悉。对夏全木的情况当然也了解。

蒋介石在讨袁失败后,回到家乡溪口,一面休养生息,一面和外界保持联系,伺机而动。不久形势变化,蒋介石又要出山,为了筹集经费资助革命,便打上了夏全木的主意。

虽然王恩溥等十个盟兄弟都有一身武功,蒋介石和他们商议结果,决定“智取”而不“武抢”,经过一番策划,便按计行事。

一天,夏全木在家坐着,忽然来了一人,双手呈上请柬,口称溪口某人请夏老板去和外地客商谈一笔大生意,轿子已经抬到门口。夏全木叫人出去一看,果然停着一乘华丽大轿,几个精壮轿夫在旁边等候。夏全木一听是笔大生意,来人又毕恭毕敬,毫不起疑,高高兴兴上轿坐下。

几个轿夫果是好身手,抬着轿子行走如飞,一会儿到了雪窦山,停下轿子,请夏全木进了一间屋子,屋里早有人等候,装烟倒茶,伺候得十分周到。夏见此屋不在溪口,亦不见柬上的主人出来,正在沉吟时,蒋介石来了,请他不必惊慌,不过是向他借点革命经费而已。

夏全木顿时明白自己做了“财神”——当地人称绑票为“请财神”——气得晚饭也吃不下。

晚上,蒋介石来开导夏全木,从自己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一直说到讨袁战争,劝他眼光放长,出资大洋1万元,作为革命经费,革命成功以后定当还报等等。

夏全木被绑来当了“财神”,气得发昏。但都是本地人,对自小在溪口有名的“瑞元无赖”(蒋介石又一名曰瑞元)的行径是听说过的,例如他东渡日本求学、加入青帮拜老头子黄金荣、当过沪军团长等。知道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万一翻脸,自己性命不保,何况1万元也拿得出来,便点头同意了。蒋介石叫他写信给家人备钱赎人。

到了限定日期,夏家把1万银元送到。夏全木走前,蒋介石又叫他回去不要报官,不要张扬。夏全木应允,回去后果然没有报官,但对至亲好友还是透露了绑架他的是蒋介石、王恩溥等人。

后来,蒋介石将夏全木之子夏定峰召到侍从室,任少校侍从武官,果然还报了夏全木。

蒋介石的另一个“校长”头衔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人所共知,他还有另一个校长头衔却知者甚少,这就是宪兵学校校长。

谁都知道旧社会的宪兵“见官大一级”,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我在中统时因工作关系和宪兵交往频繁,知之甚深。

早在北洋政府和段祺瑞执政时,便开始创建宪兵。继后,各省也相继创建。但这时宪兵组织只具雏形,只限于在防区内执行勤务。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正式的宪兵开始建制。顾名思义,宪兵是“维护宪法”的兵种,其实不然,除“保护宪法”外,对首脑人物的安全、军事机密的保卫、卫戍、戒严、军风纪、军法,乃至普通行政司法,宪兵都可以插上一脚。

北伐前,蒋介石下令将黄埔军校的一个警卫连改编为宪兵连,隶属何应钦第一军,任务是维护军纪,保护军机军益。北伐节节胜利,总司令部迁驻南昌,又将宪兵连扩为宪兵营,桂永清任营长。继后,国民政府迁武汉,又扩为宪兵团,紧接着再扩为两个团,这就是宪兵组织通称的“老一团”、“老二团”的缘故。

当时新旧军阀矛盾重重,蒋介石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反苏、反共,同时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军阀。为维护独裁,蒋介石便加强了宪兵组织的建立。1931年正式成立宪兵司令部,以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兼宪兵司令。谷是日本士官生,积极仿效日本1881年颁布的《宪兵条例》,并在已组建的五个宪兵团中,挑选十余人组成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宪兵制度。回国后把日本宪兵的“特别高等警察”的特务组织照搬过来。拟定《宪兵令》、《宪兵服务规程》报军事委员会核准实施,提高了宪兵的法律地位。蒋介石曾命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宁愿牺牲一个步兵连连长,不愿牺牲一个宪兵,不能将宪兵使用于第一线战斗。”

“领袖”把宪兵的地位抬到如此高度,无异于助长了宪兵的气焰。我们现在在电影、电视、小说中,看到宪兵骄横跋扈,上馆子不付钱,进戏园不买票,动辄打人抓人,虽然艺术上有所夸张,但亦不是诬枉。就是对军政人员,宪兵在街上捉到其短处(例如军风纪不整),不论职衔大小,也有权干涉,令其难堪。所以,当时流行宪兵是“见官大一级”的说法。

司令部既成立,宪兵队伍庞大,组织也健全起来,下设总务、军警、外警、政警、社警、司警六课,军需、军医、军械、政训四处,此外尚有顾问室、技术室、会计室、看守所、杂志社、修械所、军乐队、公墓、通讯营、官兵消费社、车队、特别党部、奖惩委员会、抚恤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教材编委会等,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驾驶学校外,还开办宪兵学校,学生除学习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孙中山、蒋介石的理论外,对党派历史和情报搜集、侦察术、化装术、密码破译、跟踪、脱逃、暗杀、擒拿格斗等均要学习。

全国共有28个宪兵团,解放前夕,除一、九、四等五个团逃台外,其余均留在大陆,或被歼,或起义,或投诚。历时25年的宪兵组织彻底瓦解。

谷正纲与国民党改组派

我先祖父重光(号署霞),清光绪时在贵阳与谷正纲之父皋兰世丈同寅,友谊为换帖之交。谷正纲任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时,我在中央党部工作,后谷任中央党部社会部长时,我任该部法制专员。后该部改隶行政院后,我任谷之机要秘书。对谷的情况较为了解。

谷正纲是贵州安顺人,弟兄四人,大兄谷正伦,号纪常;二兄谷正楷,号仲常,未出任公职;谷正纲行三,号叔常;四弟谷正鼎,号季常。弟兄三人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时有“一门三中委”的说法。

谷正纲与四弟正鼎,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第三国际与国民党合作,在莫斯科设立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命谷正纲弟兄二人离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谷正纲任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大学前身)训育主任。这时正是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蒋介石开始“清党”,组织南京政府,造成宁汉分裂。

不久又走向宁汉合作。合作之后便开始排斥汉系人物。汪精卫等人极端不满,便联合广东籍委员回到广州,发起“护党运动”,旋即失败,逼得汪精卫出国。顾孟余、陈公博等便集中在上海搞“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谷正纲这时也参加了改组派,他认为共产党工农运动过于激进,必须改组国民党,以平民为基础,恢复1924年精神,彻底实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外策略和对内政纲。改组派组织系统分为中央、地方、小组三级制。中央设总部,省市设分部,县设小组,进行秘密活动。总部中央委员以当时国民党第一届广东籍的执委、监委组成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王东平任组织部部长,陈公博任宣传部部长。总部设在上海。当时京沪和江苏全省参加的人不少,特别是南京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70多个小组。在中央军事学校里,就有30多个小组。

谷正纲介绍其弟谷正鼎加入,并任北平分部的负责人。1929年,国民党南京市召开代表大会,谷正纲这时是中央政治大学训育处处长。改组派趁此机会,推谷为代表大会主席。提出反对二中全会指派代表,要求选举,同时散发反蒋传单。蒋介石下令宪兵武装镇压,勒令解散代表大会。代表与宪兵发生冲突,宪兵大打出手。幸好当时谷正伦是宪兵司令,碍于情面,谷正纲仅被殴打成重伤,保住了性命。

改组派没有具体反蒋计划,不过作了些军事方面的斗争,最大的一次是策动张发奎,参加广西军阀反蒋战争,最后遭受失败。

这时正值蒋、冯、阎在津浦线上展开你死我活的惨烈大战,汪精卫趁机召开改组派扩大会议,准备在北平首先发难,但未料到张学良带兵入关助蒋,致冯、阎遭到惨败,扩大会议也随之瓦解。蒋逼汪精卫再次出国。改组派由此瘫痪下来。各省、市、县组织也停止活动,许多成员脱离组织,归入蒋介石系统,改组派以瓦解告终。

谷正纲由改组派的中坚人物,突然转化成为蒋介石的积极拥护者,是因其大哥谷正伦乃蒋介石亲信所致。另因谷同陈立夫私交很好,是“CC”核心人物。据我所知,“CC”的另一领导人张道藩与谷的关系密切,所以谷正纲从此成为国民党的极右人物,一心一意拥护蒋介石。

戴笠与胡蝶

香港沦陷前夕,当时著名影星胡蝶将细软财物装了20多箱,托朋友杨惠敏带往重庆。

这杨惠敏也是个有名人物。上海淞沪战争时她才16岁,曾冒着炮火给19路军524团送国旗,为“八百壮士”助威风、增豪气,因而闻名全国。所以,杨惠敏全家到渝,由我以政治部联络参谋名义负责安置、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