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
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闲兄最怕读拙作的小引，在此于是不写。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找着一段日记，“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午琨环在素香斋吃素，湖滨闲步，西园啜茗。三四妹来，泛舟湖中，泊白云观，景物清绝。有题壁诗四章，各致记其一而归，录其较佳者：“胡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更泛舟西汾，走苏堤上吃橘子。更于抵京之后，十二月十一日写给环的歪诗上找着几句：街头一醉，依然无那荒寒，北风鬓，京洛茫茫尘土。冷壁寻诗，长堤买橘，犹记南湖荡桨侣。够了！再讲下去岂非引子乎？然此亦一引子也，闲其谓我何？况彼其时以“读经”故而不曾去乎？（谨遵功令，采用文言，高山滚鼓，诸公谅之。）
“人生能几清游？”除却这个，陈迹的追怀久而不衰，殆有其他的缘由在。
从天之涯海之角，这样悄悄地慢慢地归来。发纽约城过蒙屈利而，绝落机山至温哥华，更犯太平洋之风涛而西，如此走了二十三天，飘飘然到了杭州城站。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几天？不含胡，不多也不少，三天。
尖而怪的高楼，黑而忙的地道，更有什么bus，taxi等等，转瞬不见了。枯林寒叶的蒙屈利而，积雪下的落机山，温煦如新秋的温哥华，嘶着吼着的太平洋，青青拥髻的日本内海，绿阴门巷的长崎，疏灯明灭的吴淞江上，转瞬又不见了，只有一只小小的划子，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摆摇摇地。云呀，山呀，……凡伴着我的都是熟人哩。非但不用我张罗，并且不用我说话，甚而至于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仰知沃地的广大，俯觉吾身之自在。月余凝想中的好梦，果真捏在手心里，反空空的不自信起来。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园，依然清清冷冷的。从殿宇旁楚进去，便是老人的祠宇。前后两院落，中建小屋三龛，院内老人披半旧红袍，丰颐微须，面浅赭色，神仪俊朗，佳塑也。前后四壁，匾额对联实之。照例，好的少。其中有一联，并无他好，好在切题，我还记得：“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岂是老人的宣传标语耶？妙矣。
清绝的神祠，任我们四人徘徊着。曾否吃茶，曾否求签，都有点茫然。大概签是未求，因记载无考焉。茶是吃了，因凡湖上诸别墅的茶自来来得好快，快于游人的脚步。当溜烟未能之顷，而盖碗叮当，雨前龙井之流已缓缓来矣。好快的缘故，在我辈雅人是不忍言的哟。
茶已泡了，莫如老实不走，我们渐徘徊于庭院间。说是冬天，记得也有点儿苍苔滑擦。“下马先寻题壁字”，我们少不得循墙而瞅，明知大概是有点“岂有此理”的，然而反正闲着，瞅瞅何妨。这一回却出“意表之外”，在东墙角上见一方秀整的字迹，原来竟是诗！（题者的名姓失记。既非女史，记之何为？此亦例也。）不但是诗，而且恰好四首，我们便分头去记诵，赌赛着。结果，我反正没有输给她们就是。至于“漏蝴”云云也者是第一章，大家都记住了。
“老人祠下共寻诗”的事实，只如上记。说到感想未必全无，而在我，我们只是泛泛的闲适而已，说得哪怕再露骨点，自己觉得颇高雅而已，可没有别的了。环应当说“是的呀。”若娴询二君复何所感，愧我脑子笨，当时未曾悬揣；此刻呢，阿呀，更加不敢武断。——这当然太顽皮了。
踯躅于荒祠下，闲闲的日子去得疾呵。我们还须重打桨北去西怜。其时日渐西颓，湖风悄然，祠下频繁的语笑，登舟后顿相看以寂寞。左眺翠紫的南屏山，其上方渲晕以浅红的光霭，知湖上名姝已回眸送客，峭厉的黄昏，主人公般快回来了。而其时我们已在苏堤上买橘子吃。
弥望皆髡秃的枯桑，苏堤似有无尽的长，我们走向那里去？还是小立于衰草摇摇的桥堍罢。恰好有卖橘子的。橘子小而酸，黄岩也罢，塘栖也罢，都好不了。但我们不买橘子更何为呢？于是遂买。买来不吃又何为呢？于是便吃。在薄晚的西北风中，吃着冷而酸的橘子，都该记得罢？诸君。
太平洋的风涛澎湃于耳边未远，而京华的尘土早浮涌于眼下来，却借半日之闲，从湖山最佳处偷得一场清睡；朦胧入梦间；斗然想起昨天匆匆的来时，迢迢的来路，更不得不想到明天将同此匆匆而迢迢的去了。这般魂惊梦怯的心情，真奈何它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北京
《鉴赏》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其实是自“五四”以后不久，即卓然自成一家，同叶绍钧（圣陶）、朱自清诸先生齐名。而渐为读者所淡忘，也只是后来的事；何况，那亦非文学内部规律所致。而此篇的文笔和意蕴，就足以证明作者文思笔致的高妙，且又不止于高妙而已。
散文贵本色。平伯先生为文于不经意处流露的书卷气、学者味，就是其本色所使然。其作品或可称之为“文人散文”。
既如此，即不免旁征博引。但不在功名场上，苦寒窗内，就无需掉书袋。文中所引都是作者所称的“拙作”。其潇洒风度何如！而其潇洒更在造句设语善于文也善于白：文白交汇，无不从容。虽也有谦词：“（谨遵功令，采用文言，高山滚鼓，诸公谅之。）”但“谦”得也风趣（“高山滚鼓”即扣“不通”的谐音之义）。而另如“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几天？不含胡，不多也不少，三天”——这就从语汇到语气和语言节奏，都纯是白话即口语了。但两者相融合，转换无痕而协调有致，其本色也正蕴含在里面。当然，散文贵在本色，似也还不限于遣词炼句这上头。写谒祠，写游湖，就写得自在自如。什么漪园的清冷，什么月下老人塑像的佳妙，祠间对联的切题，乃至吃茶前后的细节和“老人祠下共寻诗”的主干，一直写到“苏堤上买橘子吃”，都那么真切，那么笃诚，也那么本色。既是文人所惯于行而且所乐于行的诸班细事，则都可拈笔入文就是。然而更令人觉其本色所在的，是写远行复归的内心矛盾。如文中所示，作者旅美甫归，大洋彼岸的“高楼”、“地道”、“bus”、“taxi”，以及蒙屈利而、落机山、温哥华，都已“转瞬又不见了”。归来了，“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却又不禁“惘惘然”：“我回来了。但行文临近结尾，竟又点明“这般魂惊梦怯的心情，真奈何它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请读者详察这两处“惘惘然”和两句“我回来了”，于前于后，情态大有不同。这不同固然表现于前者是在返乡之初而后者是在游湖既罢；更主要的不同还是表现在第二句“我回来了”的语气是由问号（？）标出的。这分明已是身归故国之后却又自疑，其原因何在？
在文末所署时间上能否有些启示么？请看：“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北京。”其时恰是“四一二”惨案过后不久。联想到平伯先生挚友朱自清先生于同年七月写于北京清华园的那篇名文《荷塘月色》，因其暗示出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而在读者中得到共鸣，则此文一句“我回来了？”的自疑之语，自然会令人想到平伯先生的“魂惊梦怯”，与自清先生当时的心境两相仿佛。以此自疑之语收束全文，正写出那一时间的实感与真情；“魂”所以“惊”，“梦”所以“怯”，虽在自疑中并无答话，但是，同时代人，以及得知其历史背景（血腥大屠杀之后）的后人，是能理解这“惊”和“怯”的内涵的也就在这中间，作品也好，作者也好，其真诚本色已现——这本色，才是文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