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8月18日，我的妻子曾在白天去看望德·巴尔扎克夫人，她对我说，德·巴尔扎克先生生命垂危，我直奔他那里。
德·巴尔扎克先生一年半以前染上了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他动身前几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他已经叫苦连天，大声地喘息。
1850年5月，他回到法国，结了婚，变得很富有，却行将就木。回来时他已经双腿肿胀。四个会诊的医生给他听诊，其中一个是路易先生，他7月6日对我说：他活不到六个星期，他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患的是同一种病。
8月18日，我和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将军共进晚餐，一散席，我便与他分手，乘上一辆出租马车。马车把我送到博永区福蒂内林荫大道14号。德·巴尔扎克先生就住在那里。他买下德·博永先生的公馆的剩余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毁。他把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之变成一幢美丽的小公馆，大门面临福蒂内林荫大道，一个狭长的院子当做小花园，小径那里切割开花坛。
我按了按铃。月光蒙上了乌云，街道杳无人影。没有人来开门。我按了第二次铃。门打开了。一个女仆手拿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什么事？”她问。
她在哭泣。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女仆让我走进底层的客厅，在壁炉对面的一个托座上，放着大卫的巴尔扎克大理石巨大胸像。一支蜡烛在客厅中央的椭圆形华丽桌子上燃烧着，这张桌子以六个式样美轮美奂的金色小雕像作为支脚。
另一个也在哭泣的女人来对我说：“他已奄奄一息。夫人回到了自己房里。医生们从昨天起已撒手不管他了。他左腿有个伤口，生的是坏疽，医生们毫无办法。
他们说，先生的水肿是像猪肉皮似的水肿，是浸润性的，这是他们的话，皮和肉就像猪肉，不可能为他做穿刺术。嗨，上个月先生就寝时撞上一件有人像装饰的家具，皮肤划破了，他身体内所有的水都流出来了。医生们说：哎呀！这使他们惊讶。从那时起，他们给他做穿刺术。他们说：按常规办事吧。但腿上又生了个脓肿。给他动手术的是鲁先生。昨天，起掉了器械，伤口并不出脓，但发红、干燥、火辣辣的。于是他们说：他没希望了！便再也不来了。派人去找了四五个医生，都白费力气，所有的医生都回答：没有办法。昨夜情况恶化。今天早上六点，先生不能说话了。夫人派人去找教士。教士来了，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清醒了。一小时以后，他握了他妹妹德·舒维尔夫人的手。十一个小时以来，他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他过不了今夜。如果您愿意，先生，我会去找德·舒维尔夫人，她还没有睡下。”
这个女人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蜡烛刚刚照亮客厅富丽的陈设和挂在墙上的波布斯以及霍尔拜因的出色绘画。大理石胸像好象不久于人世的那个人的幽灵一样，朦朦胧胧伫立在昏暗中。一种尸体气味充满了屋子。
德·舒维尔夫人进来了，给我证实了女仆告诉我的一切。我请求见见德·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登上铺着红地毯和摆满艺术品——瓷瓶、雕像、油画，搁着珐琅制品的餐具橱的楼梯，穿过是另一道走廊，我看到一扇打开的门，我听到很响的不祥的嘶哑喘气声。我来到巴尔扎克的卧房。
一张床放在这个房间的中央。这是一张桃花心木床，床脚和床头有横档和皮带。说明这是一件用来使病人活动的悬挂器械。德·巴尔扎克先生躺在这张床上。
他的头枕在一堆枕头上，人们还加上从房间的长靠背椅拿来的锦缎靠垫。他的脸呈紫色，近乎变黑，向右边耷拉，没有刮胡子，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眼睛睁开，目光呆滞。我看到侧面的他，他这样酷似皇帝。
一个老女人，是女看护，还有一个男仆，站在床的两侧。枕后的桌上一支蜡烛燃烧着，另一支放在门旁的五斗柜上，一只银壶放在床头柜上。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怀着某种害怕默默无言。倾听着垂危病人大声嘶哑地喘息着。
枕头边的蜡烛强烈照射着挂在壁炉旁粉红色和露出微笑的一幅年轻人画像。
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冒出来。我掀开毯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它布满了汗。我捏紧这只手，他对挤压没有反应。
一个月前，正是在这个房间，我来拜访他，他很高兴，满怀希望，相信会复元，笑着指出他的肿胀。
我们对政治谈论和争论得很多。他责备我“蛊惑人心的宣传”。他是正统主义者。他对我说：“您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放弃这个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最美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头衔呢？”
他这样对我说：“我拥有德·博永先生的房子，除去花园，但加上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楼。我的楼梯上有扇门开向教堂。钥匙一转，我就能做弥撒，我更看重圣楼而不是花园。”
我和他分手时，他送我走到这道楼梯，他走路很困难，给我指出这道门，他对妻子喊道：“尤其要让雨果看看我所有的画。”
女看护对我说：“他在天亮时就会咽气的。”
我下楼时脑际带走这苍白的脸；穿过客厅时，我又看到纹丝不动、冷漠无情、傲视一切、隐约闪光的胸像，我将死和不朽作比较。
回到家里，这是一个星期天，我看到几个人在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黎查一贝、西班牙诗人纳瓦雷特和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贝纳伯爵。我对他们说：诸位，欧洲很快失去一个天才。
他在夜里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
下葬是在星期三。
他先停放在博永小教堂，他经过这扇门：唯有这扇门的钥匙，对他来说，比以往的包税人所有的天堂一样的花园更为宝贵。
他去世那一天，吉罗雕塑他的肖像。人们本想浇铸他的面模，但是无法做到，面孔毁坏得很快。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赶来的模塑工人发现脸孔已毁败，鼻子塌倒在脸颊上。人们把他放进包铅的橡木棺材里。
宗教仪式是在圣菲利普一杜一鲁勒教堂进行的。我站在灵柩旁边想，我的二女儿就在这里洗礼。从那天以后，我没有再看过这个教堂。在我们的记忆中，死亡接连出生。
内政部长巴罗什前来参加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旁边，追思台前面，他不时同我交谈。
他对我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天才。”
送葬行列穿过巴黎，经过大街来到拉歇兹神甫公墓。我们从教堂出发和到达墓园时，雨滴往下飘落。这一天，老天爷仿佛也洒落几滴眼泪。
我走在灵柩前头的右边，手执柩衣的一根银色流苏。大仲马在另一边。
我们来到山冈上居高临下的墓穴时，那里有一大片人，道路崎岖不平而又狭窄，几匹马吃力地往上爬，要拉住往下坠的灵柩。我被挤在一只车轮和一座坟墓之间。我差点被车压着。站在坟墓上的观众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他们身旁。
整个路程我们都是步行。
人们把灵柩放到墓穴里，这个墓穴与沙尔诺迪埃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为邻。
教士念了最后的祈祷，我说了几句话。
在我讲话时，太阳落山。整个巴黎在我看来处在远处落日辉煌的雾气中。好像在我脚边，泥土崩塌落在墓穴里，我的讲话被跌落在灵柩上的泥土沉闷的响声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