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一天，烟雨迷蒙，我从耶路撒冷家中通往希伯伦的那条大路拐下来，进入了德黑沙难民营。这里生活着一万二千巴勒斯坦人，人口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亦属领先；一座座房子拥在一起，每个大家庭的住房扩充开去，四周盖起样子难看的水泥建筑、房间和壁龛，锈铁梁如青筋蔓延，像分开的手指伸展出去。
在德黑沙，饮用水全是井水。唯一的活水是沿住宅间小路流淌的雨水和污水。
很快，我便不肯在水坑间小心行路；因为这里有某种东西很荒唐——好像不公平——那就是在星星点点的污秽面前，竟保留下如此精妙的造物。
每座住宅旁——是个小院。院子不大，用波纹铝皮围起来，特别干净。里面放着个装满天然泉水的大坛子，坛子上盖着布。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故乡村庄的泉水更加甘甜。
“在艾因·阿兹拉伯，”她叹了口气（她叫哈迪加，年纪相当大了），“我们的水那么干净，有利于健康，有个快死的人把身子浸在水里，美美地喝了几口水，冲洗身子，病一下子全好了。”她把头一歪，审视的目光将我看穿，嘲笑道：“哦，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我发现——颇具几分困惑，我承认——老太太让我想到了祖母，想到了她讲的关于波兰的故事，她从波兰被驱赶出去；想到她讲的河流，那里的果实。岁月在她们的脸上留下了同样的烙印，留下含着智慧嘲讽及对无论远近亲疏者所持有的极大怀疑。
“我们在那里有一块地，有个葡萄园。现在你看看我们在这里有个如此繁花盛开的花园。”她朝小院子挥了挥布满皱纹的褐色的手。
“但是我们修建了一个花园。”她的儿媳喃喃地说，这是位颇具躁动不安的吉卜赛野性美的女子，“我们用铁皮罐头盒建造了一个花园。”她向用煤渣砖砌成的围栏顶上点点头，几个泡菜罐头盒上开出鲜红的天竺葵，数量非常多，好像是从某种遥远的果宴和创造资源中汲取到了生命。
离奇的生活，既是双重的又是分裂的。在难民营中同我说过话的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生来——都被训练过这种双重生活：他们待在这里，的确是在这里，由于贫困以某种残酷的力量强加进冷静，但是他们也在那里。也就是说，待在我们当中；在村庄，在城市。我问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立即回答我说，“雅法。”
那里如今是特拉维夫的一部分。“你见过雅法吗？”“没有，但是我爷爷见过。”他爸爸明显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是他的爷爷却来自雅法。“雅法，漂亮吗？”“漂亮。有果园、葡萄园和大海。”
再向前走，开始下坡，我遇见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水泥墙上，读一本配插图的杂志。她是什么地方人？她是洛德人，距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不远，四十年前那里是一座阿拉伯小镇。她十六岁。她咯咯笑着，给我讲述洛德有多么美丽，讲述洛德的房屋像宫殿那么恢弘，“每个房间都铺有手绘地毯。土地神奇，天总是湛蓝湛蓝的”。
我忆起耶胡达·哈列维笔下那充满浓浓深情的诗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还要纯美”，忆起那“总是装点如春”的土地歌唱的比亚利克，分离将心中所挚爱的东西美化得如此神奇，在德黑沙贫瘠灰暗的水泥世界中，聆听充满抒情气息优美动听的词句，聆听用比日常生活中还要典雅、辞采华美但程式固定、像是祷文和誓词的语言说出的话：“那里的西红柿又红又大，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土地，土地赐予我们、赐予我们许许多多。”该是多么的奇特啊！
“你到洛德那地方去过吗？”“当然没去过。”“你难道不好奇要到那里去看看？”
“只有当我们回去时才看。”
其他的人也是这么回答我。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人，正在采用古代犹太人的流亡战略，自己走出历史的舞台。他们闭上双眼面对严酷的现实，顽固地使劲儿压住眼睑，想象出自己的“希望之乡”。“明年到达耶路撒冷。”拉脱维亚、克拉科夫、萨那的犹太人这样说，其意义是他们不愿意退让。因为他们不期望有任何真正的变化。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能够索要一切。在他的耶路撒冷变得真实起来之前，他不会做任何事去接近它。这里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地绝对索取：索取一切——那布卢斯、希伯伦、雅法、耶路撒冷。与此同时，什么都没有索取。与此同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将其抛弃。与此同时，是一场梦幻，一场虚空。
那全是“波里提卡”（希伯来文，意即“政治”，正确发音应为“坡里提卡”），巴勒斯坦人说。即便那些能够发出“政治”一词中“坡”音的人也要说“波里提卡”，表示某种藐视，个中含有某种自我讥讽的味道；“波里提卡”，意思是说整个游戏在我们的头顶上操作，我们却束手一旁，在所有的占领之下控制了我们几十年，将我们从生活和行动力量中逐出，把我们化为尘土，那全是“波里提卡”，土耳其人和英国人，还有那侯赛因……如今突然又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还有那些以色列人，原因是在汽车上两个恐怖主义者杀了人就想要推翻政府，他们以一位严谨得不可挑剔的法学家那深思熟虑的残忍，改变了我们的法律，颁布了一千二百条新法，剥夺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传统，剥夺了我们的荣誉，在这里有我们修建了某种伟大的启蒙监狱，那时他们真正所想的就是我们会从这所监狱中逃离，接着他们就会彻底不让我们回去——他们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狂妄的狡诈，用绳索将我们束缚住，我们则像牵线木偶一样为他们跳舞。
“那全是波里提卡。”那个女人充满讥讽地笑着，令我隐约想起我的祖母，隐约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个狡猾、苍老、粗俗的意大利人，那个对自豪的美国人内塔利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最终会战败、意大利人也打不赢但会生存下来的人。一位智者曾说过，“占领区内的阿拉伯人能够调动起来反对我们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毫不动摇。”的确，当你走过德黑沙难民营时，好像感觉到那种观念已不由自主在这里深入下来，沁入老百姓的心田，化作一种力量；藐视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会想方设法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好像浇铸进水泥中的一则咒语停留在你们面前。
她忽然想起：“在那边，在艾因·阿兹拉伯村子里，我们点起麦秸烤面包，这儿却不能。因为在这儿我们没有牲口，也没有牲口饲料。”她沉默了下来，抱住肩膀，额头一阵阵紧锁，惊愕地抽搐着，皱巴巴的褐色手指不自觉地来回揉搓。
其他地方也发生着不同的事。并非此时。是在另一个所在地。在辉煌的过去或是翘首期望的未来。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在这里是没有的。不知怎么，人们感觉到这里的人自愿变做以前另一个所在地那个真正自己的对应物。变成手中只持有等待能力这唯一财产的人。
而我呢，身为一个犹太人，深深地知道这点。
“当一个人从他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之后。”一美国犹太作家曾对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吉阿·希哈德说，“他开始用象征的方法想象那块土地，好像一个需要创作色情作品的人。我们犹太人也成了经验丰富的色情作品作者，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期望被编织成无尽的象征。”作家说的是数百年前的犹太人，但是当我去往德黑沙时，以色列议会正就“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之名的象征意蕴展开激烈的争论，议员盖乌拉·科恩要求只把此名作为唯一的合法称号，“西岸”和“占领地”等所有变更过来的术语不得使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确实显得颇为意味深长，富有象征色彩，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一术语激活了某种令人愉快的历史映象，某种抵达过去深层次之中那使人心满意足的战栗，在那里同样激起对巴珊、吉拉德、霍兰等其他沉睡字眼的思念涟漪，这些地方以前属古代大以色列所有，如今成了叙利亚和约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