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土物稀少，出土的王剑、漆杖、编织物等文物上没发现能证明墓主身份的铭文，一时还难以作出更全面、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但考古工作者结合封土填土中包含物的观察，基本断定大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而墓之巨大不但浙江地区前所未见，也为江南地区同期墓葬之最。如此浩大的土木工程，非王者不能为，它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种王者大墓的非凡气势。墓内残留的玉镞和玉剑，纯系一种代表身份的礼仪用玉兵器，而且大量压席之镇也用玉质制作，这一切都反映了高品位的用玉制度。而印山大墓隍壕设施的构筑，可能是关中地区先秦王陵制度南传的反映。
大墓类似当地土墩石室墓的墓室形制和富有越文化特色的巨大独木棺，都表明它应该是一座越国王陵。考古工作者苦苦寻找的两千多年前的越国王陵，终于开始揭开她那神秘的面纱了。
众说纷纭墓主人
印山大墓刚刚发现，有关它的墓主的种种可能性，已经引起了考古和历史研究者的诸多猜测。
有学者认为，印山大墓可能是越王勾践的王陵。《越绝书·记地传》里记载：“独山大冢者，勾践自治以为冢。徙琅琊，冢不成，去县九里。”据考证，独山在今绍兴柯桥。从文献记载分析，勾践本来在独山已为自己营造大墓，后因迁徙琅琊，使工程中断，“冢不成”。也就是说，独山大墓是个未完成的工程。勾践如果不是葬在“冢不成”的独山，那么他葬在何处？而印山大墓这般高规格的封土大墓又恰巧在古会稽城内发现，理所当然被学者们列为猜测的首选。
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在位的越王是允常与勾践父子。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后，拥兵北上并迁都山东琅琊，及至四世孙越王翳时才迁回到吴（苏州）。可见印山大墓安葬的越王不是勾践就是允常。因此，又有学者根据古文献记载，推测印山大墓是越王勾践之父允常的墓葬。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具说服力呢？
据《越绝书》载：“木客大冢者，勾践之父允常冢也……去县十五里。”《吴越春秋》“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允）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嫖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人。勾践日：‘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现今紧靠印山北侧的木栅村，传说很早以前曾称之为木客村，村内有姜婆山、杨家山、印山、叩老鹰山等大小山丘近十座。令人欣喜的是有关文献证实了这些传说，《水经注》就有“浙江又逞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本客村”的记载。《绍兴府志》载：“山阴越王允常墓在本客山”、“木客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嘉庆山阴县志》：“本客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这些文献不但证实了至迟在清嘉庆年间还确实有木容村、木客山的称呼，而且更清楚地证明了本客山方位是在县城的西南27里，现今印山正处在县城西南，距城13千米，与“二十七里”正合。《越绝书》所记载“十五里”可能是“二十五里”之误。而《嘉庆山阴县志》和《绍兴府志》两书卷首的《分境图》和《山阴县境图》上，还都明确地标出了本客山就在现今尚有的亭山之南和兰亭之东，王陵所在的印山正处在这一位置，它与上述图上所标本客山的地理位置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已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肯定，现今的印山就是文献所说的木客山，印山大墓就是越王允常的“木客大冢”。
“木客大冢”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座越国王陵，使我们首次揭开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第一次看到了越国王陵的形制与结构，是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它对于研究越国那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以及越国的经济文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严密的防腐措施
印山大墓从2500年沉睡中终于醒来，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惊喜，还有更多的惊叹。整个木构墓室，虽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又遭古代盗掘破坏，但保存仍很完好。究其原因，除了大墓选用优质的巨大木材外，严密科学的填筑措施，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工作者发现，印山大墓不但规模宏大，墓室豪华，而且填筑也十分讲究，防水防腐措施做得十分严密和科学。它在构筑墓室之前，先将整个巨大的坑底全部铺垫上一层厚1.65米的木炭，以达到防潮的目的，然后才将墓室建于其上。墓室建成后，又先在其外包裹上大约140层左右的树皮，树皮外再填筑1米厚的木炭，然后，整个墓坑再全部用不透水的青膏泥分层填筑，最后在墓坑之上堆筑十余米的巨大封土墩。据推算，营建大墓填筑木炭约1400立方米，青膏泥约5700立方米。如此浩大、讲究的填筑方法，令人惊叹不已。
越王勾践曾创下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覆灭强吴、称霸中原的惊世业绩，使原先偏居东南一隅的小国，一跃成为“诸侯毕贺”的大国。而越国兴盛，始于允常。印山大墓宏大的规模和非凡的气度，无不折射出当时越国的繁荣和强盛，仿佛重现着那段扑朔迷离的辉煌历史，使我们感觉到那段历史的真实所在。
印山大墓本身就是完整、非常有价值的文物，它所具有的三角形窝棚式墓椁以及墓室内巨大的独木棺等鲜明特色，在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研究上，将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晋国重臣的寝宫——太原赵卿墓
春秋时期，赵氏家族权势显赫，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史载“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赵卿墓，满藏瑰宝。
赵卿墓发现于1987年，墓葬为大型土坑竖穴，墓口呈长方形面积达100余平方米，墓深近14米。墓室内置棺椁，椁外积石积炭，为春秋时期的典型葬制。椁内有4个殉葬人，各置单棺，这种以生人殉葬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不多见。在墓葬附近不远处还发现有大型车马坑，共埋葬44匹马和15辆车。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各类遗物多达3421件，其中青铜器1402件、石磬13件，玉石器297件、金器11件套、陶器8件、藤弓1件、木器479件、骨角器551件、玛瑙器17件、水晶串珠1串、玻璃串珠2串、绿松石串珠1串、励石6件、蚌器117件、海贝151件。
随葬品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礼、乐、兵，舆四类齐全。铜鼎数目惊人，有镬鼎，羞鼎、升鼎等共27件，这在列鼎制度已被僭越的春秋时期也是极为少见的。部分铜器形体巨大，如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铜镬鼎，通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重达220千克，出土的编钟1套共19件，其中最大的1件通高6.5厘米，重25.5千克，这在北方地区是不多见的。铜量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虎形灶也是首次发现。
赵卿墓出土文物之丰富，器物制作之精美，在晋国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
楚国王族墓地——下寺
淅川下寺墓地为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楚国墓葬群，位于阿南省浙川县丹江水库西岸的下寺。下寺原有一座佛教寺院——香严寺，后因丹江水库蓄水，致使下寺大部被淹。1977年秋库水下降，下寺附近一座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被库水冲出，最终使整个基地暴露出来。
墓地共发掘春秋中晚期大中型墓9座，小型墓15座，以及与墓主相关的车马坑5座。大中型墓内随葬品比较丰富，多为青铜器，还有玉、石、骨、蚌器、鬲、簋、壶、盂、服、盏、盆、鉴、俎、豆、禁和乐器等。下寺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批青铜器在造型和花纹方面，一改商周以来厚重、呆板的风格，花纹纤细华丽，并以浮雕，圆雕或透雕纹样作为铜器装饰，还应用了错金，嵌铜、镶绿松石等工艺。如1号墓的两件龙耳虎足方壶，四壁镂出蟠虺纹，颈侧有双龙环耳，长方形圈足下有双虎承托。2号墓的7件“王子午”升鼎，在盖、耳、足上部等都饰以浮雕兽面，周身饰以浮雕蟠虺纹和重环纹，器内铸长篇鸟虫体铭文，整体造型气度不凡，制作精美。此外出土带铭文铜器较多，共有113件，铭文计4423字。其中铭文最长者是王孙浩钟，计113字。
下寺楚墓是近年来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一批春秋楚国王族墓群，墓内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对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宋人家族墓葬——禹县白沙宋墓
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北因修建水库，发现3座北宋墓葬，为宋人赵大翁及家属的墓葬，1951～1952年由河南文物部门等单位进行发掘。
墓葬的墓室为砖砌仿木建筑结构，赵大翁墓分前后两室，前室为扁方形，长1.84米，宽2.28米，高3.85米；后室为六角形。前后室中问有过道，全长7.26米。墓门高3.68米，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其上砌斗拱、檐椽和瓦脊。在墓内各壁亦砌出立柱和斗拱，斗拱为单抄单昂重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为宝盖式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另外两座墓葬为平面呈六角形的单室墓。
赵大翁墓的甬道和墓室内壁上有彩色壁画，甬道两侧画身背钱串、手持筒囊、酒瓶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手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手执拍板、筚篥、排萧、琵琶、腰鼓，杖鼓、笛和笙等乐器。西壁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图。在后室的北壁绘妇人启门，西北、东北两壁砌榻窗，西南壁则画妇人对镜着冠，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仆女婢。在墓门、甬道，过道和墓室内绘有大量的建筑彩画，包括花卉、果品、瑞云、仙禽等。
在赵大翁墓的后室出土了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的朱书买地砖券，这也就让人们知道宋代曾有一位名唤赵大翁的人。
白沙宋墓的墓室结构和墓内仿木建筑及壁画，是这一时期同类墓葬的典型代表，是考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壁画内容最丰富的雕砖壁画墓。
公主驸马合葬之所——青龙山辽墓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发现辽代陈国公主及驸马的合葬墓，1986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哲里木盟博物馆发掘。
合葬墓的墓室用砖砌成。由墓道、天井、前室、左右耳室和主室构成。前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耳室及主室平面呈圆形，各室均有木门框和木门，主室内周壁用柏木作护墙。墓道两壁有壁画，绘对称的侍卫牵马图。墓门为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其上嵌装半圆形木板，上绘缠枝牡丹。前室东西两侧壁彩绘男女仆婢以及武士、祥云、仙鹤等。券顶涂成蓝色，上绘大小星辰。在东西壁的上方绘日月，太阳内绘金乌，月内有玉兔及桂树。
主室的后半部砌尸床，尸床前砌供台。尸床上并排放置公主及驸马的尸身，两人的殓服规格相同，头枕金花银枕，面覆金面具，身上罩银丝网罩，颈部戴琥浪缨络，脚穿金花银靴。公主头部上方放置高翅鎏金银冠，尸身上几乎满布金银玉饰。耳部有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处戴金镯两对，手上有金戒指11枚。腰部有金髈丝带，带上悬配银鞘铁刀、镂空金荷包、金针筒，金粉盒，双鱼形琥珀盒和动物形玉佩。驸马尸身头部上方置鎏金银质莲冠，腰束银质蹀躞带，带上悬佩琥剃、瓶、琥珀鸳鸯和双鱼形佩，银刀、银锥等。尸床上，供台及主室内地面上还随葬有金花银盒、银长盘、镀金铜镜、木鸡冠壶、木弓檠等。在东耳室随葬银盏托，玛瑙杯及绿釉长颈瓶等瓷器，西耳室内放置两套银马具。
前室出土的墓志上记公主死于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是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契丹贵族墓葬，对研究辽代的墓葬制度及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临沂银雀山汉简
孙武和孙膑是中国兵学圣人，但关于他们二人及其军事著作是否存在，从唐宋以来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左传》中没有记载孙膑的事迹，因而怀疑历史上是否有孙膑这个人和他的所著之书；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改编而成或根本就是后人伪托的，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腹所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决了这个聚讼已久的问题。
其它如《尉缭子》、《晏子春秋》、《六韬》等古典名著，唐宋以来也被认为是后人假托的伪书。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实了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无疑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并非后人伪作，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