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生之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尝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的“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旧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起而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纲，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唯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丑胡也，辽金也，蒙古也，满清也，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出，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坚兵利，而曰制挺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嬴秦之兵力，推灭六国而有余，陈涉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出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之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的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赢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推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有愧”四字。达尔文讲竞争，倡言“弱肉强食”，尼采讲超人主义，倡言“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西人群起信从，为其“于身有益”也；中国绝无此等学说出现，为其“问心无愧”也。西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人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二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间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壮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1）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2）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1）经济方面。（2）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3）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1）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私。（2）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3）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人口出口，两相平衡，人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人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走，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迫及扩大为国，宪政即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1）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2）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上次大战，属于第一种，这次大战，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第二次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大战。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们本三民主义，制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