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4546800000061

第61章 思潮部(61种)(2)

黄郛(1880-1936)著。该书为黄氏早期的著作,反映了作者早期的思想。书中有论,认为中国政局之所以不得安宁,与中国文化中的“二重思想”有关。所谓“二重思想”,作者举例说:前清旗兵和绿营兵,兵制不同,却同时存在;国人贺阳历年,又贺阴历年;等等,以此“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鲁迅赞同此说,在《热风·(随感录)五十四》中,引用该书该论,又补充了若干事例。鲁迅的结论是:“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评新文化运动》

章士钊作。文中谓青年学生为“束发小生”,谓白话文文人为“忘其谫陋,无病呻吟”。鲁迅都在《从胡须到牙齿》中给予了奚落。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鲁迅认为其中“力作不少”,见《书信·340523致许寿裳》。集中有陈寅恪、傅斯年、李济等人文章。

■《人权论集》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1898-1965)等人谈论人权问题的论文集。

《伪自由书·王道诗话》中说:“‘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三民主义》

孙中山著。中华民国立国之理论基础。

《伪自由书·迎头经》对该书有挖苦,文中说:“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

这里的“现代圣经”就指本书。《三民主义》第六讲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作者按:《迎头经》撰者为瞿秋白(鲁迅文集中收有瞿文12篇)。]对孙中山的理解,鲁迅可能与瞿秋白有不同。参《遗嘱》条说。

■《食肉者言》

马成章编。收有吴稚晖等人当年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数10篇。

《准风月谈·查旧帐》说“: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作者按:当为《食肉者言》),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守常全集》

李大钊(1889-1927)著。文稿整理人邀请鲁迅为之作序,鲁迅乃作《〈守常全集〉题记》。文中留下了一句名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书信·330530致曹聚仁》中更说:“生丁斯世,言语道断,为守常先生的遗文写了几句,塞责而已。”

■《坦白集》

邹韬奋(1895-1944)著。评论集。生活书店寄赠,见《日记·1936/9/15》。邹韬奋,政论家、出版家、资深新闻记者。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章士钊作。文中有句:“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为鲁迅所征引,意在讽刺,见《坟·坚壁清野主义》。又评价当时的女学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被鲁迅批评为对女学生的不尊敬。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对此评论道:这些话“可谓臻黩(作者按:‘黩’即亵渎,轻薄之意)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文坛登龙术》

章克标(1900-2007)著。1933年出版。书中讲述文人之投机,但讲述者也很轻浮。《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提及此书。

章克标,浙江海宁人。曾赴日留学,回国后主编多种刊物,包括《论语》等;创办新文学社团“狮吼社”;参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出任经理;为《申报》“自由谈”专栏撰稿。早年曾当过金庸的老师,于上海逝世。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作。该文发表于《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文章之一。鲁迅多次提及此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也曾提及。

■《息邪——北京大学铸鼎录》

思孟著。据胡适《辟谬与息邪》说,“思孟”就是“北京大学辞退的教员徐某”。该书攻击新文化运动和运动的倡导者,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有批评,说他们不通外文等等。鲁迅著文《寸铁》讽刺思孟说:“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作者按:此为思孟误写的外文,当为Marx,即马克思),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虽然做些鬼祟的事,也只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闲话》

陈西滢(1896-1970)作。该书收有发表于1925年《现代评论》各期的系列文章。其中有批评鲁迅“鼓动”学潮的文章,也有讨论艺术创作动机的文章。譬如作者说:“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陈西滢此论若是探讨“创作发生学”尚可,但是用来讨论“作品欣赏”就有问题。作品呈现的是最后的结果,创作动机不是一个必须了解的因素。鲁迅在《朝花夕拾·狗·猫·鼠》中,对此有“顺手一刺”,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作者按:指猫与狗)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这里的“学者”就是指陈西滢。鲁迅在《坟·杂忆》、《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华盖集·并非闲话》等十几篇文中多次提及《闲话》,并予以嘲弄。

■《新诗人的情绪》

张耀祥著。该文载于1924年4月《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作者通过统计当时出版的新诗惊叹号(!)之多,证明社会一种消极、悲观、厌世的情绪,因为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作者甚至认为习惯于使用惊叹号的新诗都是“亡国之音”。鲁迅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中国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说这“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张耀祥,现代心理学家。

■《新性道德讨论集》

章雪箴(1889-1969)编。伦理学著作。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出版。

《妇女问题丛书》之一。作者寄赠鲁迅。见《日记·1926/1/10》。章雪箴,即章锡琛,编辑出版家,绍兴人。曾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等职。1926年组织创办《新女性》杂志社,任主编。同年创办开明书店。1954年任古籍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195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著有《文学概论》、《文史通义选注》等。

■《新传统》

赵家璧著。文艺论文集。作者赠鲁迅,《书信·360909致赵家璧》提及此书。

■《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又称《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共10集: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茅盾编选《小说一集》,鲁迅编选《小说二集》,郑伯奇编选《小说三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散文二集》,朱自清编选《诗集》,洪深编选《戏剧集》,阿英编选《史料索引附目录》。

鲁迅多次提及此书,见《日记·1935/5/8》等。

■《遗嘱》

孙中山临终遗嘱,鲁迅多次提及此文。《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说:“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参《三民主义》条说。

■《因是子静坐法》

蒋维乔著。蒋曾于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是当时反对科学的人物之一。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中对其荒谬说法作了批评。蒋认为“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鲁迅批评说:“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再论戏剧改良》

傅斯年(1896-1950)作。文章发表于当时的《新潮》杂志。鲁迅引用该文关于“理想”的话题,进一步来分析和批评抱残守缺现象:“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鲁迅主张社会改革,因此对所有不肯改革的思想给予了嘲讽。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中国文艺论战》

李何林编辑。该书收入革命文学运动中的政论文章46篇,出版于1929年。《三闲集·序言》提及此书。参《鲁迅论》条说。

■《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

诸暨民报社编。1925年出版。见《日记·1925/6/13》。

其他类(12种)

■《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

巴金(1904-2005)著。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见《日记·1935/9/25》。

■《二感篇》

段祺瑞(1863-1936)作。该书分为《内感》、《外感》两篇,前者谈国内局势,后者谈国际局势。《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提及《内感篇》和“外冒篇”。“外冒篇”就是《外感篇》,是鲁迅对段氏之讽刺。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民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

■《文学百题》

傅东华(1893-1971)主编。《文学》月刊社曾拟定有关文学的100个问题,分别向不同作家约稿,编成《文学百题》,1935年7月由生活出版社出版。

鲁迅曾为之作《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和《什么是讽刺》。但“百题”被当时的监察机关删去26题,出版时被删的各题仍列在目录,下注“阙”字。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提及此书,并讽刺这些检察官说:“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所以早有了文学家做了检察官的风传”。傅东华,作家、翻译家。

■《文艺讲座》

冯乃超(1901-1983)等编(未署编者名)。仅出1册。《日记·1930/2/3》等提及此书。鲁迅误作《艺术讲座》。

冯乃超,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批评家、出版家。

■《文艺理论讲座》

冯乃超作。其中“第二回”讨论“阶级社会的艺术”,刊登在《拓荒者》第二期(1930年2月)上,文中批评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作文反驳,说“我不生气”等,于是引来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见《二心集》。

■《现代史料》

仅见第1集。上海出版。友人赠书,见《日记·1933/2/9》。

■《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编。又名《当代文人尺牍钞》。该书收入58位现代作家的219封书信。

《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

■《萧伯纳在上海》

瞿秋白编译。该书收入上海中外报纸对萧伯纳在上海停留期间的记载和评价。鲁迅作《〈萧伯纳在上海〉序》,收入《南腔北调集》中。

■《殖民地问题》

吴清友著。《书信·351222致叶紫》提及此书。吴清友,学者、翻译家。

■《中华新武术》

马良著。该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

鲁迅曾屡见要人提倡“国粹”,如“满清王公大臣”、“民国教育家”等,都在为“国粹”鼓吹。但这些人推行“国粹”的思想方法不对,多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所主导,譬如,有些人以为学了中国武术,一旦中外有战事,就可以靠练习武术“内功”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云云。所以为鲁迅所反对。

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七》中,鲁迅说:“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作者按:指义和团庚子之乱)。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马良,字子贞,回族,河北清苑人。其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民国初期济南镇守使。

■《中华民国解》

章太炎作。该文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1898-?)著。该书为作者发表在其主编的《狂飙》周刊上的批评文字的结集。

其中有多篇文章批评鲁迅或利用鲁迅名字欺世,鲁迅将这些文字略作处理写入小说《奔月》,算是对高长虹带有攻击性批评文字的幽默回击。如,高文有谓“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奔月》中后羿就说:“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高文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奔月》中就说逢蒙箭射老师后羿,后羿佯装中箭,当逢蒙走进来看时,后羿吐出箭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

高长虹曾经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鲁迅编辑《莽原》周刊时,高是撰稿人之一。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韦素园开始编辑《莽原》,压下了某人的一篇稿子,高长虹开始对《莽原》和鲁迅表示不满,因此撰文攻击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提到《奔月》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两地书·一一二》)显然,这里的逢蒙,就有高的影子。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山西盂县人。“狂飙社”的主要人物。1941年,赴延安参加工作。1946年到达东北解放区,后患精神病故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