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幸存的投资银行转为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是想获取稳定的低成本的储蓄资金，这一转型有利于舒缓流动性危机，但也不得不降低借贷杠杆的比率，利润率势必受影响。资本市场前景短期也难有改善，投资银行的盈利前景难比过去几年。这些都是负面因素，不过笔者相信这些也早已在低残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同时必须看到资本市场还在，资本需求还在，竞争对手却减少了。投资银行业务中大部分仍是赚钱的，人才仍在，品牌仍在，网络仍在。
在市场动荡、风声鹤唳的时候，今天投资困境中的金融企业，不敢说明天股价会不会跌掉一半，但是投资组合十年后的回报肯定高。市场稳定后这些金融公司的价格，一定与今天大不相同，而市场不可能一直动荡下去，许多金融企业也大到不能倒下的地步。
巴菲特入股高盛的手法颇为精明。他先以债权的形式进入一家“大到不能倒下”的公司，坐享每年10%的利息。当形势稳定后，再以目前的低价转成股权。这些是永久优先股，即形势不妙时，巴菲特的50亿美元投资，可以优先从高盛的500亿美元股东权益金中拿钱走人。这叫既有战略眼光，又不失审慎精明的大手笔。问题不是该不该投资，而是应该怎么投资。
入股美国投资银行的战略价值、无形利益，可能远远超出投资获利。中国资金通过企业、基金、主权、个人等渠道，以不同形式投资海外是大趋势，有一流的、全球性的投资银行协助，可以缩短学习过程，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仍在探索成长期，金融产品的设计、推广刚刚开始，有一流的海外投资银行的倾力支持，过程会更加顺利。同时投资银行在美国有颇强的政治影响力，对中国今后的公关活动有益。
不过以目前中国的经验和体制，很难管理好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价值中，人才和制度是关键，人才留不住，投资银行不过是空壳，南橘便成为北枳。笔者认为，中资入股海外金融机构，要有战略投资的思维，但在实际操作时必须做被动投资者。华尔街投资银行是由职业管理者运作的，它们对市场、对员工、对产品最了解，并有一条龙的管理团队。它们手中握有大量公司股票和认股权，它们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与公司股价相挂钩。中国资金入主华尔街，在日常运作上必须依赖这批职业高管，同时通过董事会和花红对他们加以控制。
有人担心中资入主后，人才会一哄而散。这种担心有道理，并购从来不是容易之事，何况中间还掺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但是，人才流失未必一定像想象中的那样大。留住人才一直是华尔街的重要课题，优秀员工手上都拥有本公司的股票或认股证，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因辞职而失效，人才出走的个人财务成本其实很高。再者，以目前的市况，一般很难以同样条件找到另一份工作。同时新资金入主，为挽留人才往往会开出一两年保障花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员工不在短期内同时出走，只要高管层还是维持过去的运作模式，挽留人才并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另一种看法认为投资银行是一种空壳，投资价值有限。
空壳与无形资产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无形资产是超级资本赖以取得超高利润的工具。如果只知投资于砖头和机器，中国便难以进化到更高层次。当然投资和管理无形资产，需要更高的技巧和不同的理念，但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需，中国早晚会走上此路。
金融企业，是现代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平时外资很难染指这种企业。个别金融企业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也往往安排本国龙头企业进行并购。但是目前美国金融业面临着百年一遇的浩劫，整个行业都面临流动性危机，多数金融企业都面临资本金严重受损的问题。美国政府本来已面临巨额财赤，现在又要一次次地救援，财力上捉襟见肘，精力上疲于奔命。国会已意识到如不拯救困境中的金融机构，整个市场和金融体系可能崩溃，并对实体经济构成重大打击。因此美国政客目前对外资收购，表现出罕见的宽容。如此的政治环境极少出现，更非有钱便可以买到的。这种政治上的“零阻力”窗口机会，值得珍惜。
笔者认为，中国资金应以不同身份（避开垄断指责）入股多家美国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但每家所持有股份上限不超过25%。投资纯粹为商业投资目的，不含政治企图。
重用职业高管，避免干预日常运作。条件比照巴菲特入股高盛的合约，并要求美国政府剥离或部分担保“有毒”资产。
一场金融海啸正在席卷全球，这是中国资金百年一遇的机会。美欧金融企业的震荡还会持续，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入股这些金融企业的投资机会今后还会有，但是对于中国资金来说，决心必须预先下定。巴菲特入股高盛的时机，不是中资进军华尔街的唯一窗口机会，甚至未必是最好的机会。美欧金融机构同时面对流动性危机和资本金受损两个难题。流动性危机逼出跳楼价甩卖，不过在金融业资产修复完成前，危机不会就此结束，机会还会一次次出现。不过跳楼减价集资往往来得很急，中国的决策机制决定了一项重大投资很难在24小时内做出，这是国家的决定、集体的决定，因此大框架和大原则宜早定。同时有意愿的中资要与可能出现困难的金融企业保持沟通，平时多留意、多了解可以加快决策速度，减少投资误判。笔者认为，这种巨额投资平时受市场流动性和政治干扰的影响，机会一旦出现中资不应该太拘泥是否一定抄在底部（事实上无人事先知道），有顾虑可以在并购价格、方式和条件上作调整，时机不宜错过。
有人指责中资入股美国金融企业，是为美国的疯狂买单。这样做客观上的确有稳定美国金融市场的效果，但本质上是一种财务投资。是资产就有价格，价格合适便有交易。
三年前外资趁中国银行业困难，入股上市前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想必大家仍记得。趁美国今天的困境，中国应该拿出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投资于超低价的美国金融企业。而且这种做法要制度化，预留部分资金专在行业危机（如酒店、航空、IT、机械）爆发时，作长线股权投资。巴菲特的大手笔多是在行业危机时低价切入，当较大的股东但极少参与日常运作。
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多为患。拿出几个星期买美国国债的资金，便可以让姓高的和姓摩的投资银行全部改姓中。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不过事实证明投资房利美、房地美债券同样有风险，甚至投资美国国债也有风险。美国金融业垮下来，美国国债和美元一定出事。危机中金融股的风险回报率，长远来看远比投资美国国债要大。
资本主义经济有周期性变化，市场也难免潮起潮落。当经济不景气、市场暴跌时，将陷于财困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其实在周期的底部经常发生。笔者所在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就是这种债转股模式的结果。第一波士顿无法偿还瑞士信贷的债务，最终股权易手成为瑞士信贷的子公司。本文所谈的不过是将公司之间的关系，置换到国家层面上。经济好时美国过度消费，中国借贷给它。经济差时，部分债务出现问题，股价变得更具吸引力，于是股权投资成为资本流入的主要载体。笔者看来，在金融业烽火不断、美国政府潜在财政负担激增的今天，以目前的价格买入美国国债与其风险回报根本不成比例。
当风暴平息之后，金融企业投资组合（不排除个别企业破产）的价值一定比现在高许多。但是缓过气来的华盛顿，相信很难忍受自己的大量核心竞争力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监管、立法上的刁难可能出现。中国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回应，不过择机高价卖出可能更现实、更爽快，所得刚好用在国内的社保开支上。
独生子女政策下，老龄化问题会在十年内开始冲击中国社会。以目前中国的资源很难强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但是那又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利用目前海外的金融危机和现有的外汇储备，做一轮组合交易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也许是必要的选择。
善用外汇储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必须打破目前决策机制中“无过便是功”的惰性，必须有无视媒体每天帮忙算浮亏的气度，说到底必须有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心。最高层的决策和执行层的努力，缺一不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落后者；在金融市场领域里，中国也是一个落后者。今天，几千亿美元可能换来一个后发优势，可能重新界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幸运只青睐懂得抓住机遇的民族。
巴菲特曾将投资比喻为在一群青蛙中找到被巫术变成青蛙的王子。“我们有时能成功地以青蛙的价钱，买入可以轻易识别出来的王子的一部分。”巴菲特以青蛙价，买了一只叫高盛的青蛙王子。
（本文作于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