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抗战，艰苦卓绝，可歌可泣。1937年夏，为实现国共合作，周恩来两上庐山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蒋介石举行庐山谈话会，发表庐山谈话，宣示抗战决心。马当、九江失守后，庐山山麓多处激战，杀敌护山；驻庐山六十六军弛援万家岭，获南浔大捷；及至周边地区相继沦陷，江西保安第三、第十一团仍孤军浴血守山260余天，作战200余次，屡挫敌锋。军民同仇敌忾，解救难民5.6万人，转移侨民166人；驻山瑞典牧师救护难民，美国学校藏护植物标本；抗日游击队不屈不挠，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庐山抗日战争纪念碑，建于原陆军九十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原碑建于1946年，毁于“文革”。九十九军参加过淞沪、武汉、南浔、长沙等会战，重创日军，阵亡将士灵护庐山，气壮天池。今重建纪念碑，旨在追铭抗战伟绩，弘扬爱国精神，建设和谐社会。
抗战精神与庐山同在！
2007年9月
“神手”“名家”咏庐山
庐山是夏日风凉造就的名山，也是诗歌堆成的名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任何名山都不曾拥有的特殊地位。1949年以前，庐山是国民党的夏都；新中国成立后，庐山又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钟爱。在登临庐山的国共两党政要中，不乏政治家兼诗人，于右任和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两位旷世之才都曾上过庐山并留下旷世之作。这是庐山的幸事，是中国名山的幸事，也是中国诗坛的幸事。
柳亚子曾对于右任和毛泽东作过鞭辟入里的评论：
“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芝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
有趣的是，毛泽东和于右任都不约而同地在庐山留下一首七律和一首七绝，赞颂庐山美景，怀想庐山故人，情系苍生百姓。毛泽东三次上山都是主持中央会议，他的《七律·登庐山》和《七绝·题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早已脍炙人口，驰誉诗坛。而于右任的两首庐山诗虽然没有他的《望大陆》那样广为流传，但亦是难得的名篇佳作。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他1927年夏天上庐山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即宁汉）合流前夕。于右任随汪精卫、孙科、何香凝、顾孟馀等人从武汉来到庐山。于右任是最早主张“合则两益，离则两伤”的国民党员，对于几个月来时局的骤变，始而惊异，继而苦闷、彷徨、沉默。在庐山这一清凉世界，与汪精卫等人急于和南京方面的代表会晤以达成“交易”的心情不同，他徜徉于山水间，载酒于松涛中，喝酒吟诗，以消除胸中之块垒。他的七律《庐山诗》正是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胡为载酒松间醉，多事寻诗石上眠。
吴楚风云策杖底，湖山图画落尊前。
未能归去如元亮，可有歌谣似谪仙。
将尽便须从此尽，杪椤树下树参天。
品味毛泽东与于右任的庐山诗作，可以发现他们登临庐山，都触景思古，想到陶渊明、李白等古代诗人。陶渊明是地道的庐山人，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有着为历代中国文人所仰慕的风骨。于右任一句“未能归去如元亮”，感叹自己没有陶渊明那份归隐田园的勇气。毛泽东在庐山想到陶渊明，是在全党高扬“三面红旗”的岁月，庐山上下，换了人间。他设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陶渊明如果生活在今天，看到“热风吹雨”、云横浪飞，六亿神州奋发跃进，未必会归隐吧！诗中透着喜悦、自信和浪漫情怀。写这首诗时，毛泽东对开始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虽有觉察，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否则他不会在庐山中断刚刚开始的纠“左”进程。同样是发思古之幽情，同样是追思陶渊明，毛泽东与于右任的身份和上山背景不同，因而着眼点和落脚点也就不同。于右任推己及陶，肯定陶渊明的归隐行为；毛泽东则借古说今，表明今天已不再是需要归隐的陶渊明那个时代了。
李白是毛泽东和于右任都特别喜爱的大诗人，他的《庐山谣》公认是历代中国山水诗中的极品，也是歌咏庐山诗歌中的极品。1959年第一次上庐山时，毛泽东曾将这首诗中“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四句写在信纸上送给刘思齐，要她“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使失去毛岸英的儿媳读后得到莫大的安慰和解脱。1961年在庐山，毛泽东又特地将这四句诗书赠庐山党委诸同志。于右任吟出“可有歌谣似谪仙”，则是在品读和欣赏《庐山谣》，呼唤再现李白那样的高手和《庐山谣》那样的杰作。二十二年后历史作出了回应：毛泽东来了，在与李白相隔一千二百多年后庐山终于又“有歌谣似谪仙”了。
毛泽东上庐山时，登山公路已经开通，各景点之间也有公路相连。上山第三天，红日方升，便成诗八句，写下了《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一个“跃”字，写出了毛泽东登山时的豪迈、大气和欢快的心情。于右任则不同，他当年是以轿代步，轿工的叹息声时时撞击他的心灵。民间疾苦，百姓忧乐，萦于心间。他的七绝《闻庐山舆夫叹息声》写道，“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言为心声，直白流畅。毛泽东的七绝，借仙人洞的险峰、悬崖、劲松、飞云等自然风光，道出“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哲理，与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借景抒情、言志、说理，立意高远，出神入化，确为神来之笔。
东晋以降，吟咏庐山的诗作多达数千首，其中有毛泽东那样的神品，也有于右任那样的力作。无论奇峻如险峰峻岭，还是柔美似流泉飞瀑，都是庐山壮丽风光、人文活动与诗人内心世界激荡融化的心血结晶，是古往今来人们雅俗共赏的艺术瑰宝，如月照松林，弥足珍贵。
2008年5月
方志敏在庐山
1926年5月，方志敏以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农工部主任的身份，出席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历时15天，方志敏在会上热情介绍江西农民运动情况，阐述对当时开展农民运动的意见，并与毛泽东、彭湃等进行交流，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后，方志敏准备“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
可是，当方志敏乘船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准备回江西时，不幸肺病复发，大口吐血，体温高达41度。在中国济难会的帮助下，他留在上海治疗。两个月后，即7月下旬，转入庐山普仁医院继续治疗。
方志敏在庐山治疗期间，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主任赵醒侬于8月10日在南昌被军阀稽查处逮捕，羁押在军法处。随后，国民党省党部和明星书店、黎明中学等相继被查封，多人被捕。方志敏得知这一切焦虑万分。党组织积极营救无效，9月16日赵醒侬被杀害。噩耗传到庐山，方志敏不禁痛哭失声。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醒侬同志已牺牲，我死何足惜也！如果军阀敢于派爪牙到医院来逮捕我，我将以我的血沫将他们喷死！希望你们不要再以我的安全为念，你们最好派一两个人赶快前往广州，向党中央报告南昌的情况。”九年后，方志敏在狱中还深切怀念亲密战友赵醒侬，说他在江西“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方志敏在庐山治病期间，北伐战争节节推进，方志敏身在清凉世界，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血与火的战场，天天盼望着胜利的消息。9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赣州、萍乡、宜春等地，7日占领汉阳。方志敏从报纸上获悉这些消息，兴奋地说：“我把那张报纸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11月4日，国民革命军攻占九江。次日，方志敏不顾病体尚未痊愈，毅然下庐山到九江，主持党的工作，并主编《九江国民新闻》。当时，中共江西地委辖南昌、九江、吉安三个特别支部。11月9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方志敏回到南昌，领导全省工农革命运动。
方志敏从小体弱多病，青年时患有肺结核，但他一向不顾病魔缠身，奋力从事革命。1922年9月30日，方志敏曾致信袁玉冰：“我所以会吐血，就是一日24小时无一时快乐。”在狱中，他说：“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它损害了我的健康，大大妨碍了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所幸，经过在庐山五个多月的医治，方志敏的病逐渐好转，以后很少复发。
2010年3月
“三老”精神
“三老”是个特定的称呼，是人们对庐山植物园三位创始人——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的尊称。还在庐山读书时，“三老”就是我心中的丰碑。以后主持省科技厅工作了，使我有机会也有责任研究、宣传和学习“三老”。
2000年，我在庐山植物园讲话提出，植物园职工要弘扬“三老”精神，开创工作新局面，并把“三老”精神概括为：献身科学，报效祖国，艰苦奋斗，以园为家。庐山植物园是“三老”生前奋斗、身后长眠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华夏美艳之地，学习、缅怀、践行“三老”奋斗历经及其精神，很有意义。
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庐山植物园76年的历史，是近代百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三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其内涵博大精深，极其丰富。
献身科学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积贫积弱。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许多仁人志士奋起拼搏，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或革命救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是国际著名科学家，中华民族的科技精英，科学救国的先驱者。
先说胡先骕的科研经历与科学贡献。
胡先骕（1894—1968），江西新建人，中国现代植物学奠基人，毛泽东称其为“中国生物学的老祖宗”。
1912—1916年、1923—1925年，胡先骕两度赴美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分别为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学术团体和学术杂志。
1917年春，任江西庐山森林局副局长。1918年夏，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9—1921年，在国内两次大规模采集植物样本，行程万余里，得标本万余件。为江西植物考察第一人，也是全国继北京大学教授钟观光之后又一位考察植物的学者。
1922年，与邹秉文、钱崇澍合编《高等植物学》教材，是为中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材。翻译《世界植物地理》（哈第著）。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为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这一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任植物部主任。
学成回国后，1925年以博士论文改编了《中国种子植物志属》，记述中国本土植物1950属3700种，以及部分外来栽培植物。该书被传抄数十次，为我国植物学术和研究植物学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8年10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任植物部主任，4年后接任所长直到新中国成立。
1926年至1930年，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在英国剑桥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上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命名委员会的最高职位。任第七届国际植物学会副会长和国际科学教授学会副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间，成功推测我国川苔草植物的分布，并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
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担任该学会会长、《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撰写发刊辞和《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时任江西农业院理事，并推荐董时进为院长。次年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
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
1946年4月，与郑万钧发现、鉴定水杉，发表论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被认为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植物学界最重要的发现”。1949年在《纽约植物杂志》发表论文《中国怎样发现水杉活化石》，被哈佛大学授予“最有突出贡献的博士、著名植物学家”荣誉称号。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其《水杉歌》。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出版《植物学分类简编》，认为前苏联李森科提出的“小麦变黑麦”是伪科学，结果遭到批判。1956年出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11次。同年发表论文《“百家争鸣”是明智必要的方针》。
1965年，认证、鉴定植物“大熊猫”广西金花茶，发表论文《中国山茶属与连蕊茶属新种与新变种》。同年，在荷兰国际植物分类学命名学会机关刊物发表英文论文《生物的大群新分类》。“文革”中被批为“里通外国”。1968年含冤去世。
胡先骕又是一位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备。1914年加入中国近代第一个文学团体南社。1921年创办《学衡》杂志，与梅光迪、吴宓并称为“学衡派”三大代表人物。与胡适就“文言白话”大开笔战，是“学衡派”方面的首席发言人。1960年，委托钱钟书编辑《忏庵诗稿》，收诗词400首。
胡先骕的科学贡献：专著21部，论文160篇（中文83篇、英文60篇、译文17篇）。
1.植物（生物）分类学的重要贡献：
（1）大规模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2）编著《中国种子植物属志》；
（3）创立被子植物分类的新系统；
（4）生物大类群的新分类系统。
2.古植物学的贡献。
3.“活化石”水杉的重大发现。
4.植物学科建设的贡献：
（1）创办科研和教学机构；
（2）成立中国植物学会；
（3）创办植物学期刊；
（4）植物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5）编写植物学教材；
（6）培养科研精英。
5.主持中正大学。胡先骕引用英国的格言说：“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我要做到中正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在三中（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
6.文学成就：南社成员，学衡派健将。
7.不朽的精神，不倒的旗帜。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自由。
2009年5月，孙启高博士致函中国科学院第六届学部主席团及执行委员会，建议启动一项特别增选程序，追记胡先骕为中科院院士，反映了海峡两岸的民心。
再说秦仁昌的科研经历与科学贡献。
秦仁昌（1898—1986）江苏武进人，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