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姜炎文化与民生。民生是永恒的主题，不管是个人、团体还是政党，如果不把民生放在首位，不关心人民疾苦，老百姓生活过不好，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不行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只有把民生放在首要地位，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兴旺发达。今天召开这次研讨会，目的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从姜炎文化中汲取营养，讨论如何更好的促进民生建设。
我一辈子从事商周考古研究，这几年也开始关注炎黄文化，因为炎黄文化关系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前年，我在长沙召开的炎黄文化研讨会上作过一个演讲，题目是《考古学视野下的三皇五帝时代》，其中对炎帝神农氏做了很高的评价。三皇五帝是战国时人们构建的中国古史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兴起、发展与神农氏发明农业至关重要。这符合当时实际的论断。我们研究姜炎文化，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发展的眼光，不仅要了解传说中的三皇时代，也应该知道五帝时代以及更后的历史，这样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姜炎文化的意义。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简要汇报一下建国60年来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看似和这次会议的主题有点远，但从我刚才说的看，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最近我写了篇文章，摘要发表在2009年8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题目为《追寻从未间断的中国文化——新中国考古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考古学发展迅速，收获很大，至少取得了五个方面的重大成果。
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其发展谱系
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系列的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其发展谱系，说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文明起步，5000年的文明古国，2000年的帝国。
旧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山顶洞人、北京猿人。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演进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根系。目前，在我国已发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有100多处，而且从早期、中期到晚期，没有任何缺环。
研究人类起源的学者，多主张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大陆，然后才搬迁到其他地区。有人认为，第一批来中国的古人到距今10万年左右时，就消失了。随后又有一批来自非洲的古人到了中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但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没有断裂，认为中国人是外来的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新石器文化，过去我们只知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建国60年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已有几百种，全国各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如，宝鸡的北首岭遗址，就是比仰韶文化还要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此外宝鸡还有更早的关桃园文化。
苏秉琦先生把距今7000年至8000年到5000年前后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谱系，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他根据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不同，分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六大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必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
对于青铜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安阳小屯殷墟、益都苏阜屯、宝鸡斗鸡台、扶风、岐山的周原等为数不多的重要商周遗址，而如今又科学勘察和发掘出夏时期的偃师二里头、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广汉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岐山周公庙、洛阳北窑、北京房山琉璃河、曲沃曲村等众多青铜器时代遗址。建立了中国青铜器时代比较完备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廓清了各文化的源流及其关系，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准备了条件。
宝鸡是周人老家，周原是古公亶父到文王迁来前居住的地方，周公庙是周公采邑。后来的秦国也在这里崛起。
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复原、重建，准备了资料条件。
二、提出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地一体模式
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是建立在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时代乃至以后文化的连续发展基础之上的。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文明因素逐渐孕育，当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在70～80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基本上赞同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青铜器都是外来的。
在中国现在国土范围之内，六大新石器文化区系，各有发明创造，发展并不平衡。从文明因素的起源来说，是多源的。文明因素起源以后，通过交流融合，逐步向一起汇聚，至少到夏代已由多源融汇成一体。这个一体又逐步扩大，像滚雪球一样，延续发展。
三、经过60年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学界称为“古国”。苏秉琦先生认为，大体处在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古国酝酿、开始形成，并成为“凌驾于部落之上的实体”。古国的特征是神权为主，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个阶段被称为“万国”，又叫“万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古国不同于部落。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一般以崇尚神权为特征，是神权国家，这在“红山古国”、“良渚古国”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从距今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方国阶段，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方国阶段的特征是王权为主，王权、军权结合，方国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当时中国大地有很多这样的方国。
帝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满清灭亡。我所理解的帝国的特征是，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帝国是制度国家，要受各种制度的约束，不是国王通过占卜就可随意作为的。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古国阶段可能并不简单，有以神权为中心的崇拜神灵的“红山古国”、“良渚古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对社会财富极度消耗，盛极一时，但却难以为继。而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相同规模的大墓里，只发现有1～2件玉器，而不见用于祭祀的璧、琮等一类玉器。他们的部族是以中原地区祖先的崇拜为主的“仰韶古国”，包括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在内，没有那么奢华，创造的社会财富能继承下来、维持社会发展，没有断掉，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道路，走在了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四、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中国上古史，以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构建而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上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兴起了“古史辨”思潮，对旧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人们对这个体系发生动摇，不太相信。从考古发现客观地看，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基本格局还是站得住的。
中国考古学自1928年从西方引进后的八十一年来成绩巨大。关于商代文化，晚期的找到了安阳殷墟，证明此地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早期发现了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从而将商朝由传说史变成了信史。
关于商朝之前的夏文化，考古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认为是夏代最后的王——桀都斟寻，发现了夏文化早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证明是禹都阳城所在地。这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周文化考古发现的成果更多。通过对周原、丰镐、成周、周公采邑以及齐、鲁、滕、薛、虢、应、燕、晋、芮、邢、郑、蔡、秦、楚、徐、黄、钟离、吴、越等宗周和封国的都邑或墓葬遗迹的发掘，学术界对西周王朝更是刮目相看，认识早已超越了文献材料之上，基本理清了各自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其社会结构、礼制、文化的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宝鸡周公庙出土的先周甲骨，有许多人名、地名，周人的祖先出现了好几个，如，太王、王季、文王。过去人们认为，周人早期的历史是周人编造的，靠不住。通过几十年考古研究，夏商周三代上古史已经很清晰的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通过考古发现证实的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使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有了基本清楚的认识，证明了中国的上古史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可信的历史了。
五、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展示出中国古代高超的文明成果
为什么社会会一步一步发展过来，这是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经济技术进步分不开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技术的发展。60年来，中国考古学既未局限于艺术史考古，也未单纯侧重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济技术领域考古，其中就有农业发明、就有炎帝神农氏的功劳。
在农业考古方面，确认了中国不仅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过去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因为在云南与印度相近的地方，考古发现了野生稻。距今9000年前后，甚至更早，考古又发现了由野生稻培育驯化成的栽培稻的实物。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正在培育的稻谷，长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许多遗址都有稻谷，甚至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稻田。我以为这是神农氏传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是不会产生神农氏的传说的。
在冶金考古方面，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发现有黄铜器，龙山时代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区发现有红铜器，夏代开始，青铜器的发现已几乎遍布黄河、长江及北方广大地区，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水平高而且又有自己特点的地区；商代发现有陨铁，西周晚期发现有块炼铁，春秋发现有铸铁，证明中国是铸铁发明最早的国家。铁的发现，中国不是最早，铸铁却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只有铸铁发明后才能铸造更多的东西。在陶瓷考古方面，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处距今一万年陶片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最早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定居农业的证明。
距今4000年前原始瓷器的出土和西周烧制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则以更充分的根据证实中国的确是瓷器的故乡。首先是硬陶，然后上釉，釉不是特别纯，但它是原始瓷器，毕竟与陶器不同。除此之外，在制漆、织染、造纸、机械等领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六、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孤立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的交流，既有对外的传播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作为典型事例的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东传及其汉化过程，生动地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它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融合重组不断发展壮大，以求生生不息。
以上只是说了一个大概，但仅从这简单的概括来看，已足以证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辉煌。特别是它的绵延不绝，不曾间断。这其中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就包括姜炎文化、神农氏的功绩。好好总结，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开幕式上的学术演讲。由王宏波根据录音整理，后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