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沿江沿海得河渠济运之利的地方商业获得发展，连西北内陆原本不发达的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曾任兰州道的彭英甲说：“当咸同以前，新疆尚未设立行省，地广人稀，道路崎岖，商贾望而生畏。即间有贩运货物销售者，率皆棉布、杂料、粗物，省城居民无多，销路不广，每运至西宁、宁夏各处，与蒙番各民以物易物，以货换货，犹存上古互市交易之风。”到陕甘农民大起义时，至“全省道路不通者十数年，即棉布粗物亦不能销，是同治间商务之腐败不堪矣。迨光绪初年平定之后，左文襄公安抚回民于各属，开通六盘山之车路，人烟渐密，道路疏通，商务始有起色。此甘肃商务盛衰之一大关键也”彭英甲：《甘肃商务之历来情形》，转引自向达之：《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兰州商业》，《兰州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有外国人来兰州游历，见该地“极繁华，南方各货悉可购办，本地所产水烟、羊皮、雪梨、苹果、大鲜葡萄、大西瓜，并种杂粮，故民颇丰富，并通西藏，其货买卖甚大，藏货均由兰州而下”。福克：《西行琐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六。
各大商帮均在营商的城市建有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公所为各帮聚议之所，同帮商人会聚于此，谈交易、递情报、解决内部纠纷。会馆、公所大半设有神座，春秋“致祭”。所供奉的神像也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为地方神，如山西帮供奉关羽，徽州帮供奉朱熹，苏、浙商帮供奉陶朱公等。若各大商帮之间发生纠纷，则大多双方约定日期到茶馆协商处理，边喝茶边议论，解决纠纷。在日常商贸活动中，许多商人已使用名片。李调元《汉口竹枝词》曰：“泛友浮交讲应酬，淡红名片教人丢”。
２．店铺风俗日趋丰富
清代后期汉族地区各地的商业店铺，其风俗大体沿袭前期的格局而少有更张，在各大城市中的商业店铺大多重视铺面店堂的装饰，起有求吉趋祥的店名商号，在经营中注意商业宣传，善于运用幌子、招贴等来吸引和招徕顾客。但在如何处理店主和雇员的关系，充分调动店员的经营积极性，以及如何吸引更多的顾客，推销更多的货物等方面，则习俗的积累比之于清代前期，已更为丰富。
到了清代后期时，各地规模较大的商业店铺已突破父子店、夫妻店的家族性格局，大多雇用有人数不等的店员。此时所被雇佣的店员，要从徒弟做起。徒弟进店后，若有望成气候，则要托人拜师，给介绍人的礼不能少，拜师的礼更要重。若师傅有意收徒弟，接礼后就要择吉日举行拜师仪式，而且日后每逢节年，都要给师傅送礼。学徒期不限。此时的店主，俗称“老板”。老板和店主之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老板出钱，店员出力。平时吃饭，老板和家属一起聚餐，店员则另外一桌。但每逢农历十二月二十四送灶神仪式和农历正月初五接财神仪式后，各店老板都要和店员一起聚餐，让店员享受两次节菜。
为了调动店员的积极性，有的商店从营业额中抽取部分盈利奖给店员。浙江宁波的商店中，店员做一元钱的生产，可得一厘至五厘钱奖金，称“厘金”。有的地方的商店，还实行店员轮流休假制，商店按店员居住远近，确定其归工天数。若归工不休，一天奖三天的工资；归工超过一天，则扣发工资二天，俗称“升三罚二”。全月何处不超过三天者，奖给全月工资百分之二十。棉布业店员，每月少休息一天，可奖二天工资；全月出勤，奖给半个月工资。因此，店员多不愿休息。以此来调动店员的劳动积极性。
商业店铺的老板若要决定留用还是辞退店员，则有“讲生意”的习俗。讲生意，一般于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节时进行。药店春节讲生意是在年初三，其他行业都是年初四、五。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职工去或留，接财神前要定下来，接过财神，就要开门营业。讲生意有两种方式：一是老板要摆一桌酒请大家吃，酒席上一定有盘鱼，由老板亲自端来，鱼头对准谁，谁就被辞退。如果鱼头对准老板自己，即一个也不辞退。另一种方式是酒席结束，老板按次找职工在帐房谈话，有的头表扬，有的加点工资，对辞退的人，则送上一张红贴。被辞退的职工离店，铺盖、箱子要放在店堂里，请老板过目，或老板派个学徒过目。在上海商界，“讲生意”则在除夕进行。在除夕，要吃年夜饭，吃年夜饭时老板和职员分桌共餐。此时老板要解雇哪个职员，待吃罢年夜饭，该职员便被领至帐房告其过年后不要再来上班，并领工钱回家。
当时各行各业的店铺，过年后大多为正月初五开市，唯钱庄于正月二十五开始过帐，谓之“开笔”。市肆贸易均以端午、中秋、腊月为三大节，腊月俗有二十九夜之称，各店均要于三大节时向顾客索讨平时所赊欠的旧帐。
清代后期各地的商铺为推销商品，大多别出心裁，想尽一切办法招徕顾客。浙江宁波的店铺中流行有留客宿夜的习俗。商店设栈房、客房、卧室，顾客来店购买货物，当天来不及返回时，则免费留店住宿，以此来吸引回头客，形成一批老买主。有厚待航船老大的习俗，因旧时乡下顾客上城不便，常开具货单，托航船老大进城代购。有常向顾客赠送礼物的习俗，如农村顾客来店办货，回去时天已黑，店铺赠送一盏灯笼，上书店号，既讨顾客欢心，又作广告宣传。有赊销风俗，按区乡划分账区，规定农民重阳节前上城付款。若以现金交易，九折优待。而到冬至，商店习惯租一条大方头船作流动住宿，由放账先生挨户登门收款。若欠至年终，加收货款百分之十，谓之“滞缴费”。粮行则有向农民“放青苗”的习俗，采取放账预买、包买方式，低价收购粮食。此外，有的办店堂还举行菊花会，每当九月菊花盛开，店堂姹紫嫣红，芳香满店，引人观赏；举行店堂音乐会，送茶招待听赏者；举行名画展览，每逢节日，店内悬挂珍藏名画，边邀观众观赏，以此来制造声势，吸引顾客。
针对代办大宗货物采购的顾客，商家则会采用回扣的手段。如药行业包装药材之麻袋、绳索、竹篓等物，多由栈司购买，麻袋、竹器店均按出售价百分之几作为回扣付给栈司。也有为商店介绍成交一笔巨额买卖，其可向该店领取回扣。有些商店为应付这些笔回扣费用，多暗中提高商品价格，转嫁于顾客身上。
清代后期，有的商店以采用出售红票（亦称“礼券”）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顾客根据送礼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向发行红票的商店购买印有“鸾凤齐鸣”、“花烛百子”、“寿比南山”或“长命富贵”等不同喜庆内容的红票馈赠亲友，由亲友持红票到商店兑换自己所需之物品。有的南货店为推销商品，按人们礼尚往来之习尚，设有礼单。如黑枣、花生、桂圆、荔枝，谐音“早生贵子”；蛋糕、桃酥、红烛、长面，即“糕桃烛面”，如此等等，以讨顾客欢心。
此时有些商店仍采用前店后场的格局，如棺材店，店堂上经营大号、中号（多为阴配棺材）和小号棺材；后面的工场内有木工、漆工在制作棺材。
３．小贩习俗仍沿旧制
清代后期的小贩，有小摊贩和小行贩之分。小摊贩，一般都在各地的庙会或集市设摊售卖，均有相对固定摊位。有的地方还将摊位分甲乙丙丁等级，以甲为优，甲级摊位多在街边等人流较集中的地方，顾客方便，生意兴旺。官府每年让摊位行贩抽一次签，按摊位优劣缴纳摊税，若抽到好摊位，行贩私人间可互相转卖。当时各地城市摊贩甚多，如北京庙会和其他集市中鞋摊，“一般多在地上连铺几块席摆个地摊，上面摆满好多样式、尺寸不一和不同季节穿用的鞋，供男女老少挑选。”王隐菊等：《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９页。在许多城镇的街道上，摊位林立，所售的货物也相对集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行业街。如浙江宁波的半边街，摊位密集，俗称“两荤两素行”，两荤为海产品和河鲜，两素为蔬菜和水果。在清代后期的小摊贩中，聚于城镇行业街的摊贩其摊位一般比较固定，而奔走于各地庙会和乡镇集市的小摊贩，则大多属临时摊贩。
清代后期的小行贩，大多肩挑货担沿街串巷叫卖，并以特定的响器和吆喝声招徕顾客。其响器，民间有“惊客来”、“唤娘子”、“惊闺”等俗称；其吆喝，北京等地则名之曰“货声”。如北京卖绒线的小贩，“每天挑担子推着小车走接串巷作生意。他们从不吆喝，只用手擎的小铜鼓（叫做唤娘子）摇动撞响，妇女们在屋里一听声音，就知卖绒线的来了。”王隐菊等：《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页。再如北京“买瓷器的，挑着担子，筐内装有大小式样的茶壶、茶碗、茶盘、饭碗、盘子、碟子等，下街贩卖，吆喝声为买瓷器咧！……有一些小贩，不是卖瓷器，而是专以物交换，其吆喝声为换茶壶、茶碗、饭碗咧！”王隐菊等：《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４页。走街串巷的小贩，其所售货物大多向商行趸来，有的甚至是向商行赊帐而得，不付现钱，赚一点脚力钱。如北京卖绒线的，其货物“系由崇文门外花市一带绒线店和洋货行趸来。”王隐菊等：《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７页。在行贩中还有一种叫长途行贩，如送南北杂货下乡，收农副产品进城，经常跨县、跨府的流动。有些行贩常赶市集、赶庙会、跟戏班兜售生意。江南水乡跟戏班的行贩多为卖水果、糕饼的，租有一条木船，闻戏班换台基，即开船去抢位置做买卖。
４．商业市集花样迭出
清代后期，各地城乡的商业市集花样迭出，既有隔三差五定期集市，也有一年数次的大型庙会，还有每日都有的早市和夜市。如北京的“晓市”，即是每日必集的商业集市。《清稗类钞》对清代后期的北京晓市有详细描述，曰：“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各小市，与江宁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灯烛，凭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购者之意，可随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膺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云贸易，实作伪耳。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所得不偿所失也。且亦有以数百钱而得貂裘，以数十金而得恶衣者，则以穿窬之辈，衣盗夜售，卖者买者，均未详审其物也，后由有司禁之，遂绝。”杨静亭《道光都门纪略》则载曰：“京师最尚繁华，市尘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５．热衷财神崇奉，讲究营商禁忌
清代后期的商业店铺，都崇拜财神，设有财神堂，以保护生意兴隆。财神菩萨是一黑面、骑老虎、拿钢鞭的赵公元帅，名叫赵公明。传说还有五路财神，商店每年正月初五要搞接财神活动。先摆好香案、供品（三牲、酒、菜），敞开大门，店主长袍马褂，手执神香，先拜天地，再拜财神堂，意即把财神从外面接来了，然后，烧香火，洒酒，并和全店职工吃一顿夜点，以取吉利。
浙江宁波城乡各商店多设财神堂。自元旦至初五商民敲锣打鼓，各商铺五更开门，供财神菩萨神像，有猪、羊、鸡、鹅、鱼五盘。猪与羊多摆头尾，中设一刀猪肉和羊肉；称“全猪全羊”；鸡、鹅、鱼必须成双。点上龙凤烛，又称“足斤”、“脚缸烛”、“竹杠烛”，祈求财神菩萨，并焚烧财神菩萨神像，俗称“请财神”。然后全家欢宴。初五，商店设有五色茶点，恭迎第一个顾客登门，称其为“财神”，不管营业额大小，均受热情接待，并给予优惠，如对折付款或用他们馈送。镇海、慈溪一带有恭迎八位顾客之俗，谓“请八仙”。若顾客衣着华丽，成交额大，则认为全年生意兴隆，俗称“接财神”。商店开市若久不见顾客登门，商民即点香烛至财神殿祀拜赵公明财神菩萨，或卜茭求签，俗称“求财神”。若上一年商店生意清淡或亏本，认为财神没有登门赐福，故开门后，商民和家人都去境庙敬神，路遇尼姑和和尚，就悄悄地把僧尼夹在中间而过，认为财神菩萨常依附在僧尼身上，把财神菩萨兜来，谓之“兜财神”。
清代后期，业商者大多讲究商业禁忌。在店铺中，店员不可在店堂门口打呵欠、伸懒腰、踏地袱、坐地袱、手托门枋等，否则认为挡住了财神菩萨进门，把生意赶跑了。开业中，店员背不可朝外，打扫店堂时只能往里扫，不可往外扫，谓金银财宝扫进来。卖猪头谓卖“利市”，烧猪头亦谓烧“利市”。商民在店堂忌讲“老虎”之词。浙江宁波的药行、药铺习规甚严，逢年初进货，须进“胖大海”和“大连子”，取大发大利之意；学徒进店，先拣“万金枝”、“金银花”和“金斗”，取意黄金银子；也有称“柏子仁”的，因“柏子仁”似米粒，培养徒工细心办事之作风。说话常以药名讨彩头，如“连翘”称“和合”（状似和合），“红毛大戟”称“大吉”，“吴茱茹”称“如意”，“贝母”称“元宝贝”（状似元宝），“桔络”称“福禄”，“陈皮”称“头红”，“桔红”称“大红袍”，切药称“老虎尾巴”，药凳称“青龙”。春以“冬术”开刀，冬为“丹皮”收刀等。药铺扎药包，须扎得形如金印，正月还须用红线扎结。药铺店员忌嗅药。送药要说送补药，否则认为是触其露头。
清代后期的小贩也和店铺一样，多信奉财神菩萨。逢正月初五接财神，钱桶上贴财神菩萨图像。并认为开年第一笔生意顺当，一年主顺顺利利；第一笔生意触霉头，一年主蚀本。除夕，秤尾扎红纸，秤钩吊纸元宝。
三、服务业风俗
清代后期，随着城市化程度的逐渐提高，社会上的各种服务行业相应得到发展。特别是在上海、广州、厦门、宁波、青岛等沿海对外通商的口岸城市，和北京、南京、汉口、苏州等传统商业城市中，不仅有钱庄、商行等为商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和设施，而且出现了大量菜馆、茶馆、澡堂、戏院和烟馆、妓院等，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生活和娱乐服务。在各地的城市中，大量的菜馆、茶馆和戏院等，还成为大小商贾、帮会聚会、叙旧、谈生意、做买卖的社交会聚之处，并形成了许多相应的风俗。
１．金融业风俗兴起
晚清钱庄业发达，浙商宁波帮的钱庄有大同行、小同行、现兑行三种，统称“银钱业”。多为合伙股制，设经理、协理（副手）、襄理（三肩），下分里账、外帐、信房（负责往来信札）等。普通人难进钱庄。
宁波钱庄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其特点采用过帐制度从事商业活动。各行各业货款往来，不用现金，都通过钱庄过帐方式，故称宁波为过帐码头。过帐，惟大同行牌号有过帐效能，而小同行和现兑行财须经大同行间接办理。过帐媒介物有过帐簿、金折、信札、庄票四种。逢年开业，大同行发给客户过帐簿（客户或是商店，或是个人），簿长约六寸，阔约四寸，蓝绸面子，凡有此簿客户，在收付货款时，只要告诉货主自己过哪家钱庄，即可过帐。金折我为存款者使用，折内盖有钱庄凭证图章，暗记俗称“上票”，用途与信札相似，但只能作解付款项，不作收款使，用庄票者须兼用信札。此外，现兑行还没有“钱业公所”，专营收付银洋、银角，早晚派员至各业商店收取银洋、银角，在市场上出卖，从升水中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