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肇羽《环塔里木中欧文化交流之鸟瞰》提出，目前海内外对于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整体研究较多，但由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不够系统，对于中欧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西域的某一地段或某一区域的专题研究应有所加强，并专门探讨了环塔里木地区的中欧文化交流。王和平《西方传教士与康熙朝皇家玻璃厂》一文，就西方传教士与康熙朝皇家玻璃厂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考证，指出以往对于玻璃厂相关传教士的认识存在错误，并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初步推断金星玻璃于康熙时期出现。董科《晚清受雇赴日的中国农业技师经历考》，指出日本明治初期，一大批中国优秀农业技师受雇赴日，指导日本的农业技术改良，将中国传统技术带到日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巨大贡献。陈涛《安冈正笃的华夷思想》，揭示了二战后日本安冈正笃以日本为体现“王道”的“中华之国”，而以中国为“夷狄之国”的华夷思想。刘永连《吐鲁番文书中“桃”字与葡萄关系考辨》一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具体分析，从语言学、植物学、社会学以及认识规律几个角度考察，认为桃与葡萄几乎没有混淆的可能性，由此提出出土文书中的“桃”字，某些是确指从中原地区传播而来的桃和桃树。陈才俊《传教士伯驾鼓动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图谋的流产》认为，西方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扮演过重要角色，特别在晚清中国的中外关系、政治文化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该文对于美国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伯驾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勾勒，并对伯驾图谋鼓动美国占领中国台湾方案提出的经过及其流产缘由予以比较详细的考证。
三、新探讨
新探讨，也就是延伸性探索。此次会议论文在这方面的主要有：方铁《云南至中南半岛历史通道的形成及其作用》指出，早在汉晋时期，今天的云南与中南半岛已经正式形成了三条通道，唐代又增加了三条。元代沿这些通道设置了驿传，明清以后这些通道一直是联系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主要陆路交通线，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通道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孙泓《东北亚海上交通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于东北亚海上交通道路形成过程的考察以及全貌的勾勒。刘凤鸣《登州在唐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一文，聚焦于唐代主要通关口岸登州，指出登州不仅作为唐代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新罗人张保皋在登州赤山浦也曾建立中日之间的贸易基地，凸显了古代登州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性。许序雅、林琳《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区间贸易》论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区间贸易以巴达维亚和台湾为中心，这种区间贸易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资本运作提供了资金。白芳《莞香对岭南古代社会经济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对于莞香对岭南古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做出论述。张铁江探讨的则是中东铁路与犹太人的关系（《中东铁路的修筑与近代哈尔滨犹太人经济发展》）。
此次会议论文还有不少探讨了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有：叶奕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文化交往》一文，对于古代丝绸之路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东方国家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全面论述。耿引曾《古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洋》在梳理古代中国关于印度洋的汉籍史料基础上，讨论了汉代以来印度洋的交通情况，晋代以来有关印度洋的见闻，以及古代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活动。刘明翰、陈月清《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璀璨的天平文化》指出，日本天平文化彰显了中日一衣带水的渊源和影响，并阐释了这一文化交流具有的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杨富学、陈爱峰《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以多种文字的大量资料，着力论证了西夏是丝绸之路维护者，不是像以往认识的那样是阻碍者，指出西夏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陈崇凯《从吐蕃与欧亚的交往看唐代中外文明的和谐交流》一文，从吐蕃与欧亚交流的具体物品人手，强调了唐代中外文明和谐交流的方面。纵瑞彬《传统天下观念与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基本模式》认为，大约形成于周代的传统天下观，具体体现是华夷秩序，并由此出发讨论了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基本模式。张泽洪《道家及道教思想在海外的传播》论述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海外的传播。董莉英《阿底峡——藏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探讨阿底峡赴藏弘法的背景及其经过，及其对于西藏后弘期佛教的特殊功绩。马建春《唐以来西域刀剑器的传入、制造与应用》则具体考察了唐以来西域刀剑器输入中土的情况，指出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武一《中国西藏地方货币研究暨藏币外来因素研究简介》主要介绍了藏币外来因素研究的概况。李强、李彬彬《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及其万历年间汤显祖《牡丹亭》戏曲片段在澳门的发现研究》指出，澳门作为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与中心枢纽，业已成熟的中国古典戏曲与传统地方戏为之增添了璀璨的艺术光彩。王政尧由戏剧赵氏孤儿人手，研究中韩文化交流情况（《赵氏孤儿与中韩文化交流》），黄天源《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中西音乐交流》讨论了特定时间段的中西音乐交流方面。陆芸《诗歌中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则关注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方面。俞祖华《近世西人对中日民族性格的比较》探讨了近世西方人对中日民族性格的比较。
王颋《种沿赤眉：宋元及明中叶前的“暹”、“罗斛”》追溯了暹与罗斛的出现，一在北宋，一在南宋。《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了暹罗，可见元代已合并，认为泰人主管新国度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并提出暹与罗斛的合并不只一次，所以明人记载有以暹为主，也有以罗斛为主。朱亚非《以德睦邻与和谐周边——明初外交再探讨》，突出了明初和谐外交的成功，为明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王继光《明朝出访尼泊尔使臣事迹考述》一文，指出明代是中尼交往频繁的时代，并对于明朝出访使臣事迹进行了稽考。李花子《高丽末朝鲜初对公险镇的历史记忆》考证了历来众说纷纭的公险镇的位置，认为明朝与高丽对于铁岭在地理认识上的不同，引起了争论，并导致高丽内部亲明派政变，朝鲜王朝诞生。王艳春《李朝质子与清初中朝文化交流》提出质子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的中外文化交流形式，并从这一特殊性人手，考察了清初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出的结论是交流强迫色彩浓郁。
袁澍《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始末》指出，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在国际“冷战”角逐中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具体考察了其发展沿革与近代新疆政治局变化的关系，及其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贾建飞《清人视野中的英俄中亚“大角逐”》一文，通过清朝文献来阐述清朝人对于这场英俄中亚“大角逐”的理解和认识。樊明芳《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争论》讨论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
余三乐《论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介绍了1680年南怀仁的拉丁文着作《欧洲天文学》，认为这部着作提供了中西交流的第一手资料。孔繁敏《日入宋高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史料价值》则全面地介绍了《参天台五台山记》这部日僧旅华日记的史料价值。赵兴元《18世纪朝鲜学者朴趾源的“北学”主张》对于18世纪朝鲜学者朴趾源的思想主张进行考察，阐述其意义。龚咏梅对劳弗尔的汉学研究进行了总体的论述（《劳弗尔的汉学研究》）。胡志宏《浅谈西方汉学边疆研究的理论取向》是对西方汉学历来关注的边疆研究的理论梳理。马少甫《美国早期中国观》对于美国早期中国观作了整体的重新梳理。
四、新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大量论文中不乏新方法的采用，这里仅举要介绍采用考古调查和文物研究比较突出的论文两篇：
一是张志立、彭云、梁涌《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考古调查综述》，是作者张志立和彭云在2005年和2006年间对于山东临沂、枣庄、潍坊青岛、江苏连云港等地相关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春秋战国古国遗迹102处调查的成果，通过考古调查和相关文物、文献以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综合研究，推断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在公元前473年灭吴以后，于公元前468年迁都琅琊，都城是在江苏省连云港朐山九龙口古城，而不是山东胶南县秦始皇所建的琅琊台。这一推断对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质疑和否定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这一综述使连云港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凸显了出来，说明我们长久以来忽视了连云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今后应该加强研究。
一是邢春林的《新和县唐代通库斯巴后古城屯田区在葡萄园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也是作者对于新和县大量古代遗址的考察基础上，关于在葡萄园遗址发现唐代通库斯巴后古城屯田区的一个考察报告。
五、出“新”的特点
从此次会议成果来看，出“新”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关注实地调查与文献相结合。这方面突出的有上述张志立等和邢春林的论文。
二是关注正史文献与家乘谱牒相结合。这方面突出的有古永继的论文。
三是关注多种文字文献相结合，这方面突出的有杨富学等的论文，引用了汉、藏、梵、西夏等多种文字资料文献。
四是关注中外史籍文献相结合。这方面突出的有李花子的论文。当然，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中外关系史研究一贯所具有的研究特点，举不胜举，同样也是我们今后研究中需要保持的基本特点。
五是关注文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这方面突出的有张五一的论文。
六、结语
以上对本届盛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综述，下面简单谈三点认识：
第一，新视野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时代的需要。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创新需要扎实的功夫，这就是陈佳荣先生所说的“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还有就是王颋先生所云“不能想当然”。
第二，新视野意味着多元研究，不界限在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一种资料、一种文字、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等等。难度很大，因为中外关系史涉及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
第三，新视野引发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旧有领域的拓宽与向纵深发展。如连云港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今年我们学会还有塔里木会议和蓬莱会议两次盛会。正如耿昇先生所说，“成绩是可喜的，荣誉是大家的”。今后中外关系史新视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衷心地希望与各位同仁共勉，一起推动学科在新世纪的继续向前发展。